2012年3月26日星期一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两个月前,谁也难以预料,高举毛主义旗帜,唱红打黑的重庆,其核心人物王立军会突然走进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一呆就是24小时。王立军出事之后,在两会重庆团开放日上还信誓旦旦无意辞职,高调坚持唱红打黑,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按总书记指示办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几乎是话音未落就被免去职务。新老书记交班,薄熙来甚至没有到场,留在北京的他,从此销声匿迹,而重庆的各个单位,则纷纷表态支持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那架势,很像当年粉碎四人帮时的表态政治。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只是,重庆这番戏剧性眼花缭乱的变化,让外人很难看得明白。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迄今为止还是黑箱。顶多某些部位,偶尔会露了一丝亮光,连灰箱的程度都达不到。重庆发生了什么,我们大概只能凭猜测。其实,在王立军出事之前,一度声势浩大,甚嚣尘上的重庆,已经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们在开始收敛了。他们开始讲民主与法制了,开始找全国的意见领袖到重庆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学者到重庆开会,尤其热衷于把全国法学的会议拉到重庆来开,甚至宣称要在重庆实行乡镇直选的试点。这个唱红打黑的“红都”,明显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点别的色彩。这个过程,大概从李庄案的第二期审理,重庆方面被迫撤诉之后,就开始了。按道理,能让强项的薄熙来做这样的收缩,应该不仅有来自舆论对于他们运动式的黑打和运动式的唱红的非议,更可能有来自某些比较有权势的势力的压力。

  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重庆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薄熙来在权力争夺中,感觉到了自己的某种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庆搞出点名堂,希图上位的结果。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他是在搅局。这样的搅局,对于一个后威权时代的国家,在权威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权威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协商的情况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资格争大位的人互不服气,接班纷争的加剧,有人为了争位而有非常之举,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薄熙来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式,他竖起了毛主义的旗帜,高调宣称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运动整肃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法宝,从整肃官员队伍入手,唱红打黑。同时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扩张政府势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庆的社会治安,同时,也把重庆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

  重庆模式一出台,不仅令全国的左派欢欣鼓舞,而且也给中共的当权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选择。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薄熙来这个人,但他们却不能不喜欢重庆模式。中国近十年改革停滞,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下来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官民结构严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跟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矛盾,社会流动停滞,社会保障缺失,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扭结在一起,使得上访成潮,群体性事件每年以成万起的规模增长。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浆糊的方式维稳来应付,导致维稳成本成了天文数字,而且急速增长。如果能有一种办法,不改变政体,不开计划经济的倒车,却可以把事情摆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学重庆,不惟唱红处处,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庆这样运动严打式的打黑,也相当盛行的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开倒车,向左转的趋向,已经相当明显。

  但是,毛主义的模式,包括重庆这种复制的毛主义模式,有两个最大的软肋。一是经济上难以为继。市场经济与杀富济贫无论如何都难以协调,重庆不计成本的各种工程,单靠打黑充公的财产,支撑不下来,只能大举借债,或者寅吃卯粮。二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内外的紧张。重庆模式在内部整肃的时候,要找敌人,在外部,也要制造敌人。如果说,重庆模式仅仅在重庆做,对于全国而言,还不过是一条鲫鱼塘里的梭鱼,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国,就成了一条巨大的鲨鱼。相当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党内官员,对毛主义的运动模式,还记忆犹新,薄熙来这种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紧张。重庆模式声势越大,越是全国都在效法,他们就越是紧张。不仅重庆之外的人紧张,重庆内部也一样紧张。就像毛当年搞文革,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紧张一样。

  由于有这样两个软肋的存在,重庆模式,命里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经济上被拖垮(这个时间要拖得长一点),就是内部出问题。我们现在难以猜测,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使得原本气焰嚣张的李庄二期案件的审理,最终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压力使得心高气傲的薄熙来会悄然退却,一直到把自己的第一号心腹爱将从主管要害岗位上换下。我们只能猜测,应该有这样有来头的压力,加上舆论对重庆“黑打”的抨击,波及到了王立军头上,而在薄熙来也难以保住王立军的时候,薄王的关系也就完了。种种关于薄王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传闻,好像不应该是空穴来风。按常理,对于一个副省级的官员,擅自跑到美国领事馆,等于是自毁政治生命。应该说,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绝然的选择。毕竟,薄王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或者说,王立军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问鼎大位的人来说,做什么犯规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当王立军戏剧性地走入美国领事馆之后,应该说,重庆模式就已经以内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产了。就像当年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一样。王立军出事不久,微博上有关重庆的水军悄然消失,网管的删帖也不再积极。说明在这样的“政治问题”面前,此前作为风向标的中央宣传部门对重庆已经撤回了支持。薄熙来的搅局,从此宣告失败。如果换一个人,理应立刻自请辞职。但是,权贵出身的薄熙来,却选择了硬撑,以撑待变。高调宣告他没事,他没错,一切都是按总书记的指示办的。甚至宣称总书记应该到重庆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态之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他实际上并不知道王立军给美国人留下了什么,同时对中央交待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按道理讲,在大换届的中共18大召开前夕,稳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来以为,虽然薄熙来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18大之后。但是,薄熙来这样的强项,这样的高调反击,其中也许还包括传闻中的重庆挺薄大游行,如果没有这种事,我们很难理解在重庆换人之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那番关于保证不发生“政治性社会事件”指的是什么。结果,在18大之前,重庆就换人了,这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动荡风险。

  此后,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尽管对他处理,很可能因为他的种种过分的动作,会从温和转为严厉。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陈良宇的下场。但经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没戏可唱了。重庆模式的破产,使得中共高层对于按这种模式解决难局的幻想破灭,中国也就暂时消除了向左转的可能。要想把社会问题摆平,只能另寻出路。从大的方面讲,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改革的头号受益者,这个集团,虽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种派系,但都变成了超级有产者。有产者跟革命家不一样,无论道德如何,但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们的身份和财富,使得他们不可能不坚持开放,选择回到朝鲜去。所以,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压力,逼得他们今后依然要选择继续改革,以期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推行政改。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种种关于国进民退,法制倒退,意识形态左转,舆论言论的严厉监管等等“左的举动”,将会随着重庆模式的破产,走到尽头,改革,最终会触底反弹。改革从哪儿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先难后易,我们无从推测,尽管,这条路还很难走,保守势力依然可能反扑。但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了。再出一个狂人,重试重庆模式,至少障碍会大得多了。

张鸣,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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