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5日星期四

重慶事變,將中共官場政治焦慮勾起發作


中共官場亟待排解的政治焦慮症

社論

中國當前政經轉捩似乎在有序推進,一方面因應經濟發展減速、出口受挫和物價攀升等錯位,宏觀調控政策即將作出調整、結構調整也將著手鋪開;一方面以國務院批轉改革意見的通知,列出三十多項改革,新一輪改革有望起步。看似宏調穩步展開、改革有序推進,但中共官場不僅沒有朗天晴日,反而瀰漫一片政治焦慮。

從政治層面上,中共領導層最近不動聲色地在做兩件事,一件叫做「全面貫徹學習兩會精神」,也就是層層傳達三月人大、政協的相關文件,以及胡錦濤在兩會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另一件事,則是封網查謠,即封停門戶網路微博評論功能,甚至關閉部分小型網站,清查所謂謠言來源和拘捕造謠者。

貫徹兩會精神,是為思想統一;封網查謠行動,是為行動一致。兩者來源是一個,即中共官場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瀰漫著強烈的政治焦慮。這種政治焦慮的泛起,令整個官場憂鬱不安、社會浮躁不定,別說看似在有效推進的宏觀調控、正要起步的諸項改革,可能受政治焦慮制約,出現拖慢或延滯,就是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發展,也要受到影響而變形。

焦慮症大致可以理解,是伴隨著一系列生理上的病症,出現心理和情緒上的焦躁難定、忐忑不安、恐懼憂鬱等等表現。何為政治焦慮症呢,大意是指對當前政治環境產生極大的疑慮,對政治行動顯得不是極焦躁就是極消極,對政治前景產生強烈憂慮。由之而產生思維的偏頗、行動的浮躁。如近期走訪中國不同地區、不同層級的官場,會發現這種政治焦慮之風,颳得相當廣泛。

中共官場的這種政治焦慮,明顯地經歷階段性的醞釀,又由重慶事變勾起爆發。首先其醞釀和形成,來自於近年社會的急劇轉型,以及轉型中經濟關係的變化,以及圍繞經濟利益出現的政治結構性變化。這些轉型和變化,令中國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和群體,集團和群體之間,必然出現利益之爭,由之矛盾由潛伏、丕變而尖銳化。政治焦慮,由之而起。

在政治焦慮廣泛積壓之際,最近發生的重慶事變,將之激烈的勾起發作。身任政治局委員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禠權,「重慶模式」全面垮台,不僅是中共十八大前一場權爭,也是中共政治發展模式構建和道路選擇中的一次病變。權爭和病變,令中共最高領導層不能不提早攤牌,而這種攤牌當然只能局限在宮闈之間,不能拿來明示天下。加上中共領導層雖然手起刀落,前期的緊急處理較為明快,但後期的善後處理,顯得遲疑不決,密霧重重。令官場的焦慮症,集體爆發。

中共官場的政治焦慮,目前看上去有三大遺患。首先是政治的方向感失去,令整個官場高度焦慮。之前中國的發展,其實有多重模式,現在不僅「重慶模式」垮了,天津模式、廣東模式等等也各有危機,令各方無所適從。當然,更大的政治方向感,是由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及其團隊來展現,現在官場上最大的疑竇,就是現在應該跟誰,以後可以跟誰。

其次,多年來中共由上到下的官場維穩結構,為深度政治憂慮所打亂,可能出現權力失衡。近年來中共官場的權力鬥爭,已表現成權力平衡,除非特殊情況,從上到下都在這平衡中共享權力帶來的利益分配。現在權力失衡已經出現,官場憂慮其失衡由中央而地方延伸。

在政治方向感的迷失,以及政治權力失衡下,政治焦慮症有兩種可能的表現,不是激進亢奮,就是極度消極。現在看來,是已經出現普遍的消極表現,不是消極觀望,就是消極等待。

這些遺患,如在焦慮症擴展的情況下,就會變成遺害,且由官場的遺害變成社會的風波。比如經濟層面的消極被動,在現階段可能演成調控乏力,進而出現經濟波折,如通貨膨脹,摧動社會風波的浮現,社會矛盾的爆發。因此,中共最高領導層當前急務是後危機處理,不僅要傳統的統一思想、一致行動,還得以明快的新政治焦點來突破政治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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