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藤嘉一 |
| 東亞各國應該建立「學術研究鏈」，並引進歐美學術體系，自己培養精通東亞國際關係的人才。 |
| 加藤嘉一，一九八四年生於日本伊豆。二零一零年獲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學位，現任北大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研究員，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等專欄作家。中文著作有《中國，我誤解你了嗎？》﹑《愛國賊》等。 二零一二年一月初旬，我訪問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參加了關於「中國—印度—日本之間如何展開合作對話」的閉門會議。在區域內的有識之士之間，深化相互理解與信任很重要，我在會議上強調「三比二好，日中韓、日中印、日中美、日澳印等，未來可以多展開三邊對話，有利於促進地區穩定與繁榮」。我認識到，新加坡這一都市國家是很適合大國之間展開對話的戰略場所，可以使它們放下沒必要的民族主義。 從中美日「三角」關係來看，自一九七零年代邦交正常化以來，中國和日本始終看著美國這一「老頭」看現實，談合作。理所當然，美國不僅是三角關係、也是東亞或亞洲的，甚至是世界的「警察」。因此，不管是哪個地區的什麼國家，隨時都注意觀察美國的言行和動態是極為正常。 對日本來說，有著名的「日美同盟」在，就不用多說了，日本暫時擺脫或放棄同盟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國崛起態勢不變的期間內。對中國來說，與美國的關係也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國未來的對外政策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美國怎麼看待中國、對待中國。總之，日本與中國在美國姿態面前仍保持著「客氣」。 雖然我認為上述情況不是壞事，但在思考中、日培養精通東亞國際關係人才的問題之間，卻得出一個疑問，研究東亞為什麼非得要去美國？無論是日本的東京大學還是中國的北京大學，許多渴望研究東亞國際關係的大才子們都毫不懷疑地選擇美國當作研究地點。 我不是說研究東亞去美國不好，而這也是容易理解的。既然美國對東亞的國際關係以及日中關係等學術研究具有世界級的影響力，那麼就應該去美國看一看。好好瞭解在美國這一開放、自由的學術場所展開的東亞討論是怎麼樣的，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這是合理的選擇，我也相信，人才作為「海歸派」回到本國後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走出去」對一個國家或社會的人才培養來說相當重要。我們永遠應該認真傾聽「第三者」的聲音。 在承認「為了研究東亞去美國」的意義的前提下，我想展開另一場討論。中國和日本作為東亞的大國、承載推動東亞發展使命的國家，有沒有可能攜手培養「精通東亞」的人才，而不是非得靠美國培養？我記得，這是我在北大就讀本科期間，早稻田大學的幾個著名教授訪問北大國際關係學院，舉行座談會時，其中一名教授提出的觀點。他說：「在東亞或亞洲地區，有意願和需求共同培養精通東亞業務的國家或地區之間，應該建立一條『學術研究鏈』。其核心想法是，作為亞洲的國家，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自己的人才，要自己培養。」 受益匪淺，說得很有道理。不過，如果東亞或亞洲實現建立「跨國學術鏈」，首先中國和日本的合作必不可少。當時，早大教授的想法應該是，早大和北大能否成為推進這一大專案的領跑者？在我看來，有許多專案可以探討，比如，在幾所核心大學建立辦事處，辦事處之間緊密保持聯繫，定期組織國際研討會、共同出版學術刊物、交換本科生和研究生、學者之間經常互訪、成立訪問教授制度、參加政府之間的高端對話或首腦會議，積極提出建言、與媒體合作向本國公民介紹他國學者或學生的觀點等。我相信，中國、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共同建立「東亞學術鏈」的過程中，能夠逐步培養出「東亞意識」，也能夠促進相互理解與信任，最終推進東亞的和平與發展。所謂「東亞共同體」或許可以在這種共同努力下逐漸往前走的。 不過，我們在建構「東亞學術鏈」的過程中，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與各國政府通常談「怎麼實現東亞共同體」類似，即這條鏈（chain）必須是「開放性」的。就是說，東亞各國的大學在推進合作的過程中，應當歡迎美國、俄羅斯、歐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等國家的參與，甚至積極、不斷地引進人才、制度以及管理經驗，但地點必須在東亞。畢竟歐美的學術體系比東亞更加先進、優秀，那我們為什麼不學習它們呢？東亞各國為了實現持久的和平與發展，不僅要堅持走出去，還需要引進來。 今後一段時間，我們該如何從歐美等大學引進優秀的人才、吸收先進的制度，來促進東亞學術合作，最終培養精通東亞的人才？難道東亞就缺乏有潛力的人才嗎？難道東亞就沒有先進的大學嗎？難道東亞是對國際社會的發展無能為力，其他國家地區根本不感興趣的地區嗎？答案當然是「不」。無人否認，在廿一世紀，東亞將實現奇，廿一世紀一定是東亞的世紀。我們所面臨的機遇前所未有，機遇也大於挑戰，能夠在這樣的時代出生、成長，東亞人是幸福的，東亞人需要感恩時代、回報時代。 作為地區大國負責任的政府與公民，中國人和日本人應認真思考以上命題。這是左右未來的、屬於我們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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