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15）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十七、統治集團仍拒絕轉型
陳：2012年1月，台灣遠流出版了您的大作《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關於這本書的寫作過程，您在後記中做了詳細介紹。您最主要的問題意識是什麼？
朱：我試圖對中國兩三千年的貨幣經濟史做一次重新的梳理和解讀。概括起來就是：貨幣經濟史證明瞭中國兩三千年的歷史，確實是從自由到壟斷的歷史。中國自由經濟的歷史二、三千年，壟斷的歷史充其量不過是七、八十年。以貨幣經濟而言，直到1933年廢兩改圓，和1935年幣制改革，中國貨幣經濟的自由傳統才真正完結。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告訴人們：雖然當代世界所有國家都實行貨幣壟斷，但是只有黨國體制、極權政治徹底實現了一體化，使貨幣完全淪為了政府的工具。這樣的貨幣經濟究竟會怎樣演變下去，我並沒有結論，但是我把問題提出來了。
朱嘉明：民主再造中國。攝影：黃頻。
陳：哈耶克對您有多大的影響？哪些方面的影響？
朱：我讀哈耶克的東西讀得很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我那時讀了他的《通向奴役之路》。但是，我真正大體讀懂哈耶克的經濟思想史是在1990年代初期。那時我在哈佛大學和MIT作訪問學者，有點時間反省中國經濟改革的不徹底性。2000年之後，到了維也納，來到了哈耶克讀書和生活的地方，拉近了和他的距離。我在維也納認真讀了哈耶克的《貨幣的非國家化》，深受啟發。人們認為他的貨幣非國家化思想是烏托邦，我卻根據中國幾千年的貨幣經濟史證明：貨幣的非國家化不僅存在，而且是中國經濟歷史的重要基礎所在。
陳：您怎麼看佔領華爾街運動？在中國大陸，反壟斷的社會支點可能何在？
朱：我並沒有簡單地反對全球化，我認為全球化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只是冷戰之後的這次全球化，導致並加劇了中國走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它使共產黨和華爾街建立了聯盟，產生了從來沒有過的一種政治經濟的變異，就是極權的政治資源和資本的力量結合在一起，形成經濟壟斷和對自由前所未有的壓制。這是為我的理念所不容的。佔領華爾街是一種浪漫主義的挑戰，對華爾街和當代金融制度不會產生衝擊和改變。但是，它對於年輕人形成新的思想，會有積極的影響。至於中國反壟斷的支點在哪裡？在中國民間！主要是廣大的中小企業家，以及獨立的知識分子。
陳：您夫人柳紅最近以獨立參選人的身份，參與北京的基層人大選舉。是否可以說，基層人大選舉是否逐漸開放，是當局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
朱：柳紅獨立參選北京朝陽區人大基層選舉，是對民主的一種實踐。在這個參與過程中，柳紅和她的支持者得到兩個重要的初步結論：第一，現政權對基層人大選舉是絕對控制。與1980年代那次人大代表選舉相比，不是進步了，而是大大倒退了。目前為止，現政權在民主改革方面寸土不讓，寸步不退。
第二，一旦大環境發生變化，基層人大選舉的進步改革並非是一件難事。目前基層幹部對於政治體制改革採取對立態度，不是因為他們的思想，而是因為現存的利益。
陳：您曾經參與海外民運，後來退出。如今，您寄多大希望於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朱：在我看來，中國已經大致具備了啟動民主轉型的硬體和軟體條件。從民眾的覺悟、社會需求來說，時機已經成熟。但是，統治集團仍拒絕這種轉型。而這也不是因為他們的觀念，而是因為受制於各種利益集團。中國人從來講天時地利人和，所以民主轉型需要大的歷史環境的變化，首先是執政黨內部的變化。在這個問題面前，需要有耐心。民間要自我學習，積累力量，要溝通、要組合。 (《中國密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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