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10）
《新史記》康正果好了，這裡的引文已經夠多，對毛澤東這種貧困的“惡人哲學”，也算闡發得很充分了。可見在青年毛澤東“向惡轉”的過程中，他的胡攪蠻纏世界觀至此已基本形成，並著手發言立論，為其向“極高之人”的提升研製思想的武器。
毛 給彭璜寫這封信，主要還是有鑒於那位知情者一向“疾惡如仇”，想給他先吹吹風，好灌輸點“惡人哲學”的道理，以示開導和警戒。毛澤東建議彭璜對“惡人” （包括他自己）最好持理性的寬容態度，而且特別要讓彭理解，他實際上並非表面上所顯示的那麽強硬（惡？）。毛說他其實很“意弱”，說“最弱莫如我之意 志”。他這個“弱”字，可視爲他自訴其“極卑”的内心時所用的婉語。毛澤東的“卑”就卑在那因能力不足而暗中不安的心虛，因品位低下而按捺不住的憤懣。他 所說的“意強”，乃是他掩飾意弱的特殊表徵，比如他好作強詞奪理的推論，甚至發出“惡在究竟，仍不為惡”的辯護，以及種種激進好鬥的表現，全都是為包裝他 内心的極卑而特製的人格甲胄，就像那些軟体動物，為藏身和求自衛，在粘糊糊的肉團外骨質增生出貝殼、鱉蓋、蟹螯等石化的物質。
七
陳 小雅憑什麽把那經章士釗之手轉交的兩萬大洋判定為政治賄賂？她的根據是，毛澤東在驅張之際和“得金”前連發兩文——《湖南改造促進會發起宣言》和《湖南人 民的自決》，力主“廢督軍”和“全民自決”的訴求，言辭之淩厲直指“沒有張敬堯的張敬堯統治”。但在1920年7月之後，毛澤東卻“放棄‘廢督軍’和‘人 民制憲’的初衷，宣佈譚政府為‘革命政府’，將‘湖南改造運動’撥向右轉。”一場本來由毛澤東及新民學會成員倡導的“人民自治”運動剛剛開頭，很快就在毛 和龍兼公的誘導下改變態度，承認原先要廢除的“督軍”政府為“革命政府”，湖南省的立憲遂完全交督軍主導。10月5-7日，毛澤東兩次參加湖南自治動議的 會議，針對堅持“人民動議，人民制憲”的衆多呼聲，毛澤東先表贊同，後又打折，聲言這一動議“在理論上可稱完滿，惟在事實上恐做不到。”（注45）在我的 閲讀印象中，毛這句話好像也曾用於評論羅素的演講。這種進一步又退一步，口說一套，另做一套的處事方式後來成爲他坑人蒙人的慣用策略，從國共聯合抗日到勝 利後組建聯合政府，到建國後許諾新民主主義，再到發動大鳴大放，毛澤東每一次都是理論上滿口贊成，事實上所做的卻完全相反。爲了極大地利己，他實際上已不 再考慮什麽“兼利”不兼利的事了。當初他研究倫理學，早已解決了這個簡單的倫理問題：“吾自欲遂行也，向誰負責任？”“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 人之現實無關也。”
陳小雅《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明鏡出版社）
11 月下旬，湘軍内訌，譚延闓被迫辭職，毛澤東似乎也與新的“革命政府”完全脫了干系。反正他兩萬大洋已拿到手，有沒有“革命政府”，已不太重要。從去北京轉 上海，直到回長沙，一年來他奔波勞碌，整個的人已十分疲勞。他想立即撤退，去求清閒，於是找了個考察的項目，去醴陵、萍鄉一帶遊覽度假，一路上給國内外的 新民學會友人發出很多信件。
現在他身上已有了充足的活動經費，不再像兩年（？）前從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那麽狼狽，兩 次沒錢花，兩次路遇熟人，兩次得到接濟。（注46）毛澤東講給斯諾的這段“幸運遭遇”顯然記錯（或斯諾筆錄錯）了年份，根據《毛澤東年譜》的記載，他敍述 的旅途情況明顯是1920年離京赴滬的路綫，而非他所說的1919年。至於茫茫人海，嘈雜的車站上，熟人路遇的幾率能有幾何，如此之巧的好事怎麽一而再地 都讓毛碰到？真不知毛給斯諾講起此奇異的瑣憶用意何在？是在暗示他這位紅軍領袖福星高照，隨處都有逢凶化吉的運氣，還是在多年後有意訴窮，以撇清他在京滬 間來往募捐中經手錢財的嫌疑？
陳小雅追蹤的另一個疑團是約在1921年1月後發生的彭璜命案。據陳書所引資料記敍， 彭璜為籌措赴法勤工儉學費用日夜奔忙，致使他心煩意亂，“精神失常，説話前言不搭後語。毛澤東發現他這一情況後，當即約易禮容送他到湘雅醫院去治病。但他 在醫院裏只住了一天就失蹤了，從此下落不明，尋找無著。”（注47）就陳書搜集到的相關資料而言，有關彭璜人間蒸發的記載，只有這一則記載比較周全。但由 於彭璜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又是在失蹤的前一天由毛澤東經手送去住院，聯繫到毛給這位知情者信中的暗示和警戒，還有從法國到湖南，很多人信件和發言記錄中 有關赴法留學捐款有貓膩的抱怨，陳書的偵緝逐步對準目標，把唯一的嫌犯鎖定到毛澤東頭上。一說他索賄/受賄譚延闓兩萬大洋；二說他將該款項僅轉交留法學生 一部分外，其餘留在自己手中，至於如何支出，則從無明確的交待；三說他與彭璜的人間蒸發有著説不清的關係。對這三項犯罪嫌疑，陳書雖沒下判決性的結論，但 所扯出的綫索歷歷在目，已足以構成恢恢網羅，將毛澤東投下的巨大陰影捕獲到供我們審視的前沿。
八
“孩 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毛澤東自從給父親留下这首詩離鄉讀書，一路上似乎都帶著趕了趟晚點車的匆匆行色。在同學蕭瑜的眼中，他的動作和言談是慢 吞吞的，字體是粗笨的，衣著鞋子是破舊的，生活習慣是土氣的，再加上比一般的同儕年長幾歲，毛澤東處處都顯得坐在遲到生的後排位子上。他這種身體上和機會 上慢了幾個節拍的處境一直都迫使他賣力追趕，特別是在課堂内外的學習上，他往往呈現出急於求成，粗率行事的趨勢。這種生物節奏的緩慢和意念上的欲速求快在 毛身上形成了内在的緊張，也造成了他的實際能力與自我期望之間的衝突，常常是在他内心中對自己稍作短暫的檢討之後，很快即以逆向而行的反應對準了他所不滿 的外在標準。他後來的造反或革命，以及夾雜其中的一連串胡鬧，不管被配套的思想理論修辭多麽道德化或意識形態化，其原動力均源於此複雜的情意結構。正是在 這種以高姿態助長其晚發展的慣性驅動下，毛澤東闖出他入不了流的課堂教育，開始廣告求友，組織起小圈子，大踏步走進社會——結社和集會——活動，在處理文 牘和宣傳鼓動等方面展現著自己的專長，也樹立了初步的自信。
那是一個從個人到社會均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瞎碰亂撞尋求 光明的年代，不滿的情緒在當時政治、社會和知識的土壤上野草般瘋長，就連食堂伙食之類的生活瑣事衝突都會在校園内釀成軒然大波的學潮。毛澤東就是在這一反 叛權威和秩序的總氛圍之下，出於急速消除自己與他人差距的欲念，在其提升自我和追求利己的拼刺中捲入了家事國事天下事誰主沉浮的混戰。
1920 年歲末，毛澤東出外度假考察，他在旅途上所寫的一系列書信中流露出對這幾年來經歷的回顧和總結，以及對未來的瞻望和打算。對湖南革命政府和人民憲法會議的 事情，毛感到極度受挫和失意，他原來最想在教育改革上做些事情的打算完全落空，新政府中不但沒有他任何插足的餘地，譚延闓離職後，連他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 趙恒惕的威脅。毛11月下旬出遊，很可能就與這一敏感的處境有關。因此他在給向警予的信中說：“政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 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闢道路，另造環境一法。”在給羅章龍的信中，毛明確提出“另闢道路”的方向：“我想我們的學會，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 爲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注48）這個“主義”就是蘇俄的共產主義，新民學會的成員一直都在 爭論它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是否有利於時局的改善。毛澤東當時對這方面的理論與實踐幾乎沒有多少實際的了解，但出於他急於求成的一貫衝動，再加上自驅逐張 運動以來，他在資助赴法留學生款項的事務上捲入太深，再也洗不清他的髒手，於是他徑直從“向惡轉”的跳板上彈跳起來，一躍而蹦上“向左轉”的台階。
不 管怎麽說，1920年歲末的毛澤東總算往“極高之人”的方向攀升了一步，初步擺脫了多年來經濟困窘的處境。那年9月，他被湖南省教育會長易培基聘為一師附 屬小學主事，有了固定的職業和收入。另外，他還與包括女友陶毅在内的新民學會同仁辦起受到譚延闓資助的文化書社，經銷各類書刊，發行廣泛，小有創收。在保 持著與陶毅密切來往的同時，毛澤東於這年冬天與楊開慧正式同居，燕爾新婚，儘管在不久前致友人的通信中，他還曾指斥婚姻制度下的男女屬於“強奸團”的成 員，並激烈地邀集他們脫離舊家庭，共組“拒婚同盟”。如果說這種激進、理想的男女關係的確是毛澤東愛情指標的“極高”境界，那麽，他在現實生活中的情事和 性事就微妙地體現了他集“極高之人”與“極卑之人”為一身的做人理念了。也正是秉持著此一理念，他此後一直都在床笫上勇猛精進，放浪形骸，暢玩他那“自然 之衝動”與“主義之結合”同時滿足的辯證雙修。
注釋（略）（《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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