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從宗教與中共的多方面比較看，確實是相通的，杜潤生的判斷：“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問題是革命宗教化”是符合實際的。而且，中國共產黨教樹立的尊神是大活人。這樣，這個教不是像宗教，而是像邪教。在批判邪教的高潮中，《南方周末》報發表了一篇重頭社論，談到邪教，文中加了一段引來爭議和迫害的文字，致使《南方周末》的負責人被撤換。
這樣的一段話，可以被理解為，中國共產黨就是邪教，因為符合《南方周末》社論定義的邪教的三個特點：1、毛澤東這個教主是活人；2、毛澤東的任何語錄，文革中講的任何一句話都是教主的最高指示；3、全中國的老百姓、全黨的黨員對教主毛澤東的任何最高指示都必須絕對服從，齊聲讚頌。如有任何懷疑不滿、歪曲或反對，就成為現行反革命，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是現行反革命。
結論是，如果法輪功是邪教，那麼中國共產黨更是邪教。
三、納粹德國、民主德國和中國大陸的政治宗教
美國蘭德爾•皮特沃克著《歪曲的脊梁——納粹德國與民主德國時期的宣傳活動》（中譯本由張洪譯，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6月出版）指出希特勒和昂納克都運用宣傳試圖建立一個新社會，人們一致擁有一種類似宗教的世界觀，他稱為這是一種“政治宗教”。皮特沃克關於政治宗教的分析和結論完全適合於毛澤東、鄧小平統治下的共產黨中國。
皮特沃克關於政治宗教的分析和結論完全適合於毛鄧中國。
1、政治宗教
皮特沃克認為，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和共產黨的民主德國（共產黨中國同樣）的公民熱情信仰國家社會主義或馬列主義，承諾一個更好的世界就會到來，許多有獻身精神的信徒為之奮鬥、死亡、流放。他們被政治宗教誤導了自己，相信是為高貴事業而奮鬥。奪取權力後，革命中的英雄變成了毫無個性的可憐人和死板信條的愚蠢辯護者。納粹主義或馬列主義變成了他們事實上的宗教，黨將使他們的信眾聚集了起來。但是，真正的信仰者是少數。不過，經歷了大災難之後的德國人或中國人，相信一個新體系會使境況變好，而不是變得更糟。司徒雷登大使向國務院的報告認為，中國民眾1949年轉向支持中國共產黨，是由於他們並不瞭解共產黨比國民黨更為中國化，（也是更專制的政治宗教），而是對國民黨絕望了。
2、獨裁者就是嫉妒心很強的上帝
希特勒希望納粹黨能提供一種將宗教力量帶到政治舞台上的等價物。考茨基認為蘇聯領導人“正如一神論者的上帝一樣，獨裁者就是一個嫉妒心甚強的上帝。他絕不容忍其他上帝的存在。”民主德國的宗教就使德國像一個偽宗教崇拜的大廟宇。它擁有全新的外殼：對領袖的上帝般崇拜，“聖徒”的畫像以及來自教義、遊行、大眾儀式、誓約和嚴格的道德要求與戒律中的各種語錄。這些都由佔據教士般“等級”的宣傳員和黨務秘書們所執行。在中國的“文革”中，這一切都更充分地重演了，毛澤東把道統與法統統一在一起，承擔起凱撒兼教皇的最高的神的角色。鄧小平繼承神位，他對江澤民說：“毛澤東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獨裁者的神位是世襲的。
毛澤東把道統與法統統一在一起。
3、納粹主義和馬列主義類似於國家宗教
各種宗教都是世界觀，提出的主張本身就是“極權主義”的，適用於生活的所有方面。西方政黨不期望黨的政綱決定人們的生活，也不期望黨員有相同的教條觀點和期望黨解決其生活中的所有問題。而極權主義政黨的主張是全面徹底的，納粹主義和馬列主義都聲稱擁有真理，類似於國家宗教，一種世俗與神聖的混合物、基督教義中，一切都服從上帝的意志。極權主義，一切都服從於人類意志，一切都是政治的，任何非政治的“孤島”等於異端的土壤。1939年納粹黨要求“按照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來安排個人生活。民主德國要求為一個人所有的思想、行為與實踐活動提供一個全面的方向性指引。”“一切皆政治”。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變成思想統一、輿論統一，連唱歌、看戲都統一的十億“藍螞蟻”。（《內幕》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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