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愛國人士“只有辱，沒有榮”

《名星》孟斌 專稿

曾鈺成陳述，香港愛國人士“只有辱，沒有榮”，道出了左派50年來的心聲。

中 央對香港市民的要求，以愛國愛港為首。然而，對“愛國愛港”的認識，中共和港人顯然存在著分歧。港人最普遍的認同是“愛國非愛黨”，但中央顯然以聽話為準 則；中央認為港人在國民身分問題上模糊，不積極，部分港人留戀殖民地時代，而港人則認為中央在“祖國”、“愛國”等關鍵概念上採取極狹義的政治解讀。這是 關鍵的分歧。

這種分歧帶來的可見後果——主權回歸16年，民心並未回歸。

三任 特首的施政失誤和個人品行缺失，中聯辦對港事務越來越多的參與引發的“西環治港”的擔憂，開放自由行引起的醫療、教育、生活用品資源的爭奪，都使得中港關 係朝僵化的方向發展，抗議和示威在中環和西環不斷湧現。近年更出現獨立或回歸英殖民地的傾向和言論，如學者陳雲的《香港城邦論》。

而中央也對本港無休止的示威及挑戰特區政府的行動感到憤怒和厭倦，他們認為，近年來國家為香港的經濟付出並沒有得到中央所期望的回報。威權政治下聽話、聽指揮的管治邏輯在香港似乎並不行得通，尤其是過往一直聽指揮的左派也時不時站出來與中央唱反調。

左 派多是基層出身，知道民間疾苦，了解香港社會情況。過往他們即使常依據中央（或中聯辦）的意圖行事，但究其內心，實則與香港普通市民無異。這種階級立場， 回歸前的港英不能使之改變，回歸後的中央官員同樣不能使之改變。隨著近年來中港矛盾的爆發，左派與中央的背離越發明顯。
左派對中央政策的不滿，左派元老吳康民在2012年7月撰文回擊抨擊時即有體現：“說到傳統左派在香港的‘一左兩窄’，其實根子在內地外派的領導，而不在當地的傳統左派。這個“致命傷”不是土生土長的，相反，可以說傳統左派還是有若干抵制的。”

況且，近年來，得寵於中央、在內地呼風喚雨的香港人，多是被稱為“忽然愛國”、獻媚逢迎的娛樂圈、商界、傳媒界、學術圈人士。此等做派，是錚錚鐵骨的正直左派難以做到的。中央的偏頗，更令左派心寒。羅德丞早在97年感嘆的“用完即棄”，可謂一針見血。

同樣是吳康民，在2010年9月胡錦濤高規格接見香港首富時撰文寫道：“令人感到香港的基層勞動群眾和中產者與工商富豪的關係在中央眼中已失去平衡”。

左派的失寵加劇了對中央的不理解和抵制。左派的離心，又使得中央與香港社會、香港市民更加脫節，此種互為因果的關係，是近十年來年中央對港情掌控偏頗的一個客觀原因，中央對港的諸多措施不僅未能討好港人，反倒越來越受到抵制。中央選定的特首，並未受到廣大香港市民的支持。
《蘋果日報》2013年4月8日評論文章《北京蠢到選個呃中特首？》裡寫道，“經常把愛國愛港掛在口邊的人，也可能是欺上瞞下之徒。”

圍繞將來的2017年普選，對特首候選人，中央官員或通過其在港代言人仍反復強調，香港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來執政。可是，對“愛國愛港”四字，這十多年來，中央是否有斟酌其真實內涵？一味聽話、獻媚的人是否符合最廣大香港市民的利益，進而有利於中港關係與中央的實際利益？



2011年4月，溫家寶夫婦於中南海宴請吳康民夫婦，希望向香港的老愛國者表示問候。

事實上，具體事務上持有不同意見，往往卻是真正的“愛國愛港”。

香 港政治狀況錯綜複雜，中央在港是長期存在，絕非只是單一目標的政治實踐：中共對港政策，既要維護中國主權完整和國家利益，也有維護香港經濟政治穩定的需 要；既有基本法規定的特首權力，也夾雜著香港政商界和政治派別與國家領導人的歷史情誼；既要有現實的統戰手段，也要作為統戰台灣的樣板需求。過於短視的目 光和行為無疑損害了中央的形象和中港雙方的利益。

毫無疑問，對左派只是一味使用便是一種短視行為。讓他們昧著良心做事，充當打手，既達不到真正的效果，得不到香港市民的民心，也得不到左派的人心，甚至還會把不滿心理積累到一定程度的左派推到對立面。

政治困局的當前，需對“愛國愛港”再考量，何為“真愛國”，何為“假愛國”？如何才能使香港民心真正回歸？而曾為中共衝鋒陷陣、為回歸立下汗馬功勞的左派的人心，是否在這十多年的折騰當中喪失殆盡？

毫無疑問，這是比統戰“忽然愛國”人士更重要更急迫的事情。（《名星》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