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集團文武不和，在黨內路線上有分歧，雙方明明是在鬥、在爭，特別法庭則故意將林、江二者“穿越”在一起，稱其為“勾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林彪集團當年他們反的就是“四人幫”！不是為此得罪了毛澤東，林彪怎麼會從政治巔峰一落千丈？
《新史記》于鵬飛、杜鵑
王維國與張春橋、王洪文（後排）、徐景賢在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合影。（本文圖片均爲于鵬飛、杜鵑提供）
（續 前）會上陸海空三軍代表自然都當選了市委委員，在準備投票選舉書記和常委之前張春橋發言了，他按照江青的意思在會上講了一遍那三條理由——“反正王（維 國）政委嘛，已經是中央候補委員嘛”，“今後都是集體領導嘛，也不是哪一個人說了算，今後開會，王政委也是革委會副主任，也是要一道參加的”，“空四軍是 野戰軍，可能會調動，警備區是地方部隊，是警衛上海的”等等。張把調子全都定好了，然後開始選舉。這樣一來，王維國當然就沒有被選上書記。中共上海市第四 屆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上海市委書記排位是；第一書記張春橋，第二書記姚文元，書記王洪文、馬天水、周純麟、徐景賢、王秀珍。關於甄選書記，本來王維國是上 海唯一的一位中央候補委員，理應當選書記，根本不用爭。但由於事先江青和張春橋做了充足的鋪墊，最後上海幫如願以償了。
由 於王維國帶領空四軍從1967年開始三支兩軍，參與了上海市的很多政務，對張春橋、王洪文的錯誤做法和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抵制，盡力去維護和保障一方平 安，上海市人民有目共睹，空軍在許多上海人的心目中的威望是很高的，王維國更是這種威望所繫的代表性人物，“上海幫”則把王維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他們 在黨代會上的做法，明顯是在拉攏其他軍兵種，打壓空軍，排斥王維國，分化部隊。在黨代會總結會上，對於空四軍代表在會上的表現，王維國認為：“是一個成功 的會，一個勝利的會，同時也是把雙方鬥爭挑明了的會。”
今天回放這段歷史，王維國沒當選書記當然不能算是勝利，但空軍的幾次亮相是漂亮的， 不僅頂住了“上海幫”施加的壓力，而且從社會影響看，軍隊的正面形象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對維護社會穩定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加強了軍民關係，人民更加信 任和擁護解放軍。當時空四軍是以打仗的心態去對付“上海幫”的，可見當時雙方鬥得多麼激烈！總之，黨代會這一仗，空軍輸得光彩。
當時也不光是空四軍和“上海幫”的關係緊張。朱錫琪就因為反感張春橋在軍民關係上耍兩面派的做法，這是他決定站出來“炮打”張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在他的回憶中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說明意義的事情——
張 春橋、姚文元常常在興國賓館召集市革委會的核心成員開會，用張春橋的話就是“開小會”，參加者除了張、姚外，有王少庸、馬天水（被“解放”後）、徐景賢、 王洪文、王承龍和他，共八個人。這樣的“小會”一般一兩個月開一次，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小會”上先講。1967年武漢的“7.20事件”也影響到了上 海，二醫大的“紅縱”也是上海市革委會成立時的發起單位之一，是張春橋支持的造反派。“紅縱”和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的矛盾也引發了已經擔任警備區第一政委 的張春橋與廖的不和，無論廖做什麼事情都被張春橋陰陽怪氣地駁回去，不同意。
1968年春節前，上海市在市革委會禮堂召開擁軍愛民大會，會後參加“開小會”的人又接到張春橋的通知，到興國賓館吃飯，酒過三巡之後，張講：昨天我們在市革委會禮堂開過擁軍愛民大會了，這個會我們已經開過了，人家是不是擁護我們啊？張這麼一說，大家馬上明白他的意思了。
王洪文立即響應，說：廖政國是陳丕顯的鐵杆老保！又說：部隊到公安局支左，公安局裏也全部支持老保。
張 春橋接著說：“我們頭腦要清醒點，我們手拉手擁軍愛民，最擔心的就是軍隊不站在我們一邊。你們不要學王、關、戚，他們在報紙上公開‘揪軍內一小撮’，犯了 錯誤。部隊裏的事情要端出來，只能由上至下，廖政國的問題總歸會解決的，要相信黨。”（“四一二”，2011年《炎黃春秋》第9期，54頁）
朱 錫琪不過是革委會政宣組組長，卻是“開小會”的成員之一，王維國是上海市公檢法主任，職務比朱高的多，重要的多，卻不在“開小會”名單之列。上海市的“所 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小會’上先講”，而參加“小會”的人裏除了張春橋，沒有別的軍人。這說明張春橋非常“獨”，為人處世非常兩“派”：一是耍兩面派，一是 拉幫結派，什麼團結，什麼黨性，什麼原則，什麼工作……統統被張春橋玩於股掌——剛剛在大會上與廖政國手拉手擁軍愛民，暗地裏卻想著怎樣把廖揪出來。張春 橋的話說的何等陰柔圓滑，兩面派的手段何等高超，難怪朱錫琪看不下去，揭竿而起了。
黑格爾說：“方法不是外在的形 式，而是內容的靈魂。”“開小會”的形式揭示了張春橋的野心。顯而易見，他是仿照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的關係與形式，“小會”就是上海的“小政治局”，張春 橋想當上海的“主席”。在這個“小會”上，張春橋完全撇開了與自己不和的軍隊，露出了真面目，更加隨心所欲，煽風點火，稱王稱霸，將自己凌駕於上海市黨委 和革委會之上。
王維國在《遺稿》裏總結到：“我們和以張春橋、王洪文為代表的‘上海幫’的鬥爭，從一開始就是反對他們搞一統天下的鬥爭，是反對‘上海幫’為所欲為的霸權主義、以及他們推行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鬥爭，實質上是反對‘上海幫’那些野心家的鬥爭。”這個總結是客觀的。
福兮禍所依。黨代會之後即將召開工作匯報會，王維國看“上海幫”的架勢，預感到自己要挨整了。“上海幫”本來就與軍隊面和心不合，通過黨代會，王維國在上海的威望反而得到了提高，空四軍的名氣甚至超過了其他軍兵種，這些都是他們不願意看到的，因此他們也是不肯罷休的。
王 大章講：當時聽父親說，市委委員楊富珍和陳敢峰看他跟張春橋、王洪文他們對著幹，背後沒人撐著，蠻同情他的。楊富珍是位淳樸的勞模，走上領導崗位是“三結 合”的產物，保持了工人本色。陳敢峰是同濟大學的造反派，年輕、單純，沒什麼政治成見，當然也沒什麼勢力，辦事還要看張春橋、王洪文的眼色。這兩個人在革 委會里人微言輕，談不上有什麼政治能量，但他們的同情能給王維國內心帶來一絲慰藉。在王維國擔任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主任和革委會副主任幾年後，基本上被 “上海幫”孤立了。換句話說，上海已經成了“上海幫”的一統天下。（《新史記》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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