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7日星期五

習近平加強共產黨正統性是否誤讀了歷史?


《明鏡月刊》編譯  蕭憲聰



  習近平欲加強共產黨正統性
  
   2013年全國人大及全國政協落幕後,中國十年一度的領導過渡已大功告成,但這不意味著終點,反而是新國家主席習近平諸多挑戰的起點,包含保持經濟增長、打擊腐敗、處理汙染以及維護食品安全等。至於什麼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最佳路徑,國內外媒體七嘴八舌、議論紛紛,有些認為習近平應放鬆政治控制來配合經濟改革,有些則強調唯有共產黨權力先行鞏固,政治家眼中才看得見改革二字。

    根據習近平對蘇聯歷史及其1991年倒台的理解,卡內基倫理與國際事務理事會(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德文·斯圖爾特(Devin Stewart)於《賀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寫道,習似乎更傾向加強共產黨正統性,換句話說,他將不會是戈爾巴喬夫,不是一名改革者。“為什麼蘇共崩潰了?” 南巡期間習近平在一次私下講話指出:“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理想和信念發生動搖,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

    而且近來習近平反覆提及的“中國夢”,也讓斯圖爾特覺得帶有諷刺意味,共產黨向來抗拒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認為那是“改旗易幟的邪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干擾,因此若要追求中國夢,習近平建議從壯大解放軍開始,強軍夢等於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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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一上任就提出“中國夢”。

    如此一來,“北京領導人是否誤讀歷史?”成為斯圖爾特想追究之事。蘇聯瓦解後有諸多研究問世,一派主流意見認為蘇共之所以倒台,並非是自身信念動搖了,而是它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這與習近平看法剛好相反。根據前美國駐蘇聯大使傑克·馬特洛克(Jack Matlock)的說法,當戈爾巴喬夫試圖改革蘇聯時,他深深明白黨是一大阻礙,因此為了國家進步,他不得不先將蘇共移出權力。對戈爾巴喬夫而言,國家利益始終在黨的利益之上,他是第一位敢這麼做的總書記,也是唯一一位。

   其次,習近平思考模式中的另一謬誤是:沒有任何歷史類比是完美的,但如果他想從歷史吸取教訓,得先弄清楚今日中國面臨的困境,是像1980年代的蘇聯(經濟已停滯)還是1960年代的蘇聯(經濟仍在增長)。斯圖爾特認為,習近平肯定將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視為一種警世故事,中共要避免崩潰,就該防止蘇聯式錯誤重現──偏離共產主義原則與放鬆獨裁統治。

    另一個可能的解讀為:蘇聯的問題不在於領導人試圖改革,而是時間太晚,等到經濟停滯時再這麼做已太遲。關於這方面,斯圖爾特說,中國可參考的對象並非很多人建議又小又獨裁的新加坡,而是韓國。韓國於1980年代通過民主化擺脫軍事獨裁統治,隨即以出口導向政策使其經濟快速增長。

   創新性=開放政治=自由

    短期來看中國的策略很明顯:保持政治穩定。但斯圖爾特提醒,領導人將面對的兩難,在於若太過著重眼前穩定,最後很可能弄巧成拙,過與不及都會讓自己自食惡果。拿谷歌來說,當它決定退出中國時不免讓人想到一個問題,作為世界上最活躍、最熱衷於過濾網絡信息的國家,中國有創新能力嗎?谷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賈里德·科恩(Jared Cohen)的新書《新數字時代:重塑人類、國家和商業未來》(The New Digital Age: Reshaping the Future of People, Nations and Businesses)便討論了這個話題。

    於是,斯圖爾特指出,假使中國要成為更具創新性、領先世界的經濟體,開放政治是勢在必行的,但副作用將會帶來不穩定,如政治分析家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2006年的著作《J曲線》(The J Curve)提到,習近平奮鬥多年才爬到黨內第一人的地位,要是他對於政治生存更感興趣的話,那麼選擇“穩定”而犧牲國家經濟活力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的封閉體制雖然保證穩定,然而卻令一些事情變得更混亂,如打擊腐敗、促進創新和創業精神、保障工人權益以及環保等。以腐敗為例,無數針對貪汙的抱怨甚囂塵上,習近平也清楚意識到公眾對貪官汙吏的惱怒,因此反腐霎時間雷厲風行,官員恪守簡樸政策(儘管不少黨員是億萬富翁),但重要的是,如果沒有自由開放的新聞環境和信息流通渠道,再多的努力都將功虧一簣,更遑論貪汙阻礙經濟發展。

    相同的標準同樣適用於改善人民生活和環境水平,在缺少強健、自由的公民社會的前提之下,國家有能力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嗎?再者,社會不開放加上教育系統的思想交流受侷限,中國是否能成功轉型為側重創新研發的經濟體?抑或是獨裁統治到頭來導致最優秀的人才和企業離開,並把國家推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後者發生倒也不是什麼壞事,顯示僵化的政治制度終將步向滅亡,全新能迎接挑戰的領導人於焉誕生。

    影星成龍曾說:“中國人還是需要被管的”,太自由只會讓人民變得“為所欲為”跟“亂”,不過斯圖爾特提醒,台灣和其他民主的華人社會創造的繁榮不容忽視,相較之下,“被管得緊緊”的中國既貧窮又腐敗,若中國政府追求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乾淨社會,他們必須認真衡量保持穩定和釋放權力間的利弊。


   韌性威權恐已來到臨界點?

   中國最有創造力的一群人恐怕不在商界也不在學界,而是被審查緊箍咒牢牢綁住的網民。《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對於中國超過5億的互聯網用戶而言,2013年3月的最大衝擊不是兩會,也不是新國家主席出爐(其結果一點都不讓人意外),而是突如其來、不按照計劃出現在河裡到處漂流的死豬屍體,這為中國汙染醜聞再添一筆。儘管經濟在30年來取得長足進步,但實際上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河面上腐爛的豬屍彷彿預示著共產黨腐爛的未來。

    《經濟學人》引用美國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說法稱:“目前存在一個強烈共識,中國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採用的韌性威權已來到臨界點。”研究中共政治體制的眾多學派裡,“韌性威權”是一前衛概念,即使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發生已久,但中共不僅依然掌權,還培養出更年輕、受過良好教育,甚至更自信的領導班底,與政治理論家的傳統觀念相左,他們普遍認為由於缺乏法治、權力分立以及可競爭性,威權主義的核心必然脆弱無比。中共展現的自我調整能力包含:一、日益規範化的政治繼承;二、選賢拔能;三、政治專業化;四、廣設政治參與制度,從而成為韌性威權之典範。(《明鏡月刊》3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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