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紅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係作者提交給北京“九一三”40週年文史研討會的書面發言。
作者向紅是周宇馳的女兒。據“維基百科”等資料：周宇馳（1935年－1971年9月13日），河北樂亭縣人，曾任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是“林彪 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之一。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起飛後，周宇馳、于新野及李偉信在北京沙河機場乘直昇機出逃迫降，周宇馳及于新野開槍自殺身亡。
我 清楚地記得1971年9月5號，是個星期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樣，和要好的幾個同學去廣空參謀長顧同舟家裏玩，主要為了能解解饞。學校把我 們部隊學員的伙食費和地方同學平攤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們這幫孩子正在長身體，胃口大得嚇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慣廣東的大食堂。忘了是飯前還是飯 後，女孩子們嘰嘰喳喳地都聚在客廳和張亞青阿姨說笑著，顧伯伯把我單獨叫到客廳外面的走廊，臉上還掛著和我們聊天時的笑容，四顧無人，很親切又神秘地壓低 了聲音，說：你爸爸12號就要到廣州來了！到時候我派人去學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為何這樣，但因為他一直很關心我， 跟林立果他們關係又好，在那時“親不親，線上分”政治觀念裏，他和我父親是一條“線”上的，可能是想迴避不讓其他同學聽見；於是我很有禮貌地應答，但我的 性格內向，就愛胡思亂想，心裏依然感到些許疑惑——廣州是父親常來常往的地方，這有什麼好神秘的？也就認為他是一片好心，瞭解我們父女的感情，所以當成個 好信息告訴我。事後才知道，其實就在那兩天的前後，劉興元給廣州軍區傳達毛澤東南巡“吹風”的內容。
12號我沒有請 假外出，怕來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學校等消息。但並沒有人來找我，也沒有電話來。我並沒有覺得特別奇怪，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林立果和父親他們神秘、機動的工作 特點，反正我也沒什麼事情要辦，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學校只接過媽媽打來的長途電話，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沒打電話給任何人。
大 概又過了一週左右，同學汪京群（汪東興的女兒）吃完晚飯和我在校園裏散步。她悄悄地告訴我：一個大官坐飛機跑了，下落不明。我們倆就海闊天空地猜想，會是 誰呢？其實我根本無從猜起，都是聽她說。最後她說，可能是許世友！這個人最不聽招呼了！我根本對什麼叫“跑了”沒有任何概念，對中央的事情更是一頭霧水， 所以聽了京群的分析，就覺得有道理，聽說許世友的脾氣很大，誰也不服，隨身老帶著槍，“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曾經跑到山裏躲了起來；所以這次跑的大官很可能 是他。
何等的天真爛漫。
在廣州聽完傳達“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國人民一樣，對此事沒有一點思想 準備，尤其是文件說他們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感覺頭暈耳鳴，全身麻痹。腦子裏第一個想到的是“這是‘筆杆子’在搞鬼！”我旁邊坐著的是學校裏睡在我下鋪 的廣空副參謀長的女兒，她悄悄地問了我一句：那個周什麼的女兒是誰呀？我掙扎著回答：是我……聲音極低，極粗，極啞，根本不像我平時。她一定是被我嚇到 了，馬上搬著櫈子往旁邊挪了一下。
傳達完文件，李先念接見我們這些父親在文件上被點了名的子女。他特意點了我的名， 他問我：你知不知道他們的事啊？你能不能象林立衡那樣劃清界限，大義滅親啊？你要是知道了他們的陰謀，你會怎麼辦呢？向誰舉報啊？我根本回答不了這種問 題，但全場的人都在盯著我看，我勉強站起來，眼冒金星，感覺喘不上氣來，眼前黑壓壓地一片人頭，我跳過了前面的幾個問題，朝著兩步遠的李先念，啞著嗓子說 了三個字——吳法憲。
顯然這個答案令他很不滿意，他也不讓我坐下，就轉過臉跟另外一個方向的子女們講起話來。我既 緊張又非常尷尬，也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裏。剛才聽文件的時候隱約感到吳司令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說的是實話，誰讓我聽見林立果他們背後跟吳法憲叫什麼“吳胖 子”呢？誰讓我什麼都不知道呢？不向他舉報向誰舉報？空軍大院最大的幹部就是他嘛！何況我在廣州上學，更不知道該怎麼舉報；就算我去過幾次毛家灣，但是坐 車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說這次連林彪也死了呀……幸虧我還知道人民大會堂是開大會才用的地方；天安門是節日或接見群眾時才用的，平時上面沒有人；“中 央”二字對我而言，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應該在長安街上的新華門裏面。
何等的幼稚可笑。
廣州軍區 委託廣東省軍區把我們這些子女留下辦學習班，而這四天我自閉了，像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面無表情，一言不發。學習班結束的總結會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態、 表示緊跟、要劃清界限。我則被廣州軍區政治部于主任點了名，“聽說這四天學習你沒說過話，你是怎麼想的？今天你要表個態。”我一咬牙站起來，沒頭沒腦，倔 倔地說了兩句，第一句：中央文件是機器印的！第二句：我要看溫都爾汗的照片。
這兩句和當時會議氣氛大相徑庭、完全逆反的話，讓于主任措手不 及、極為不滿，後果可想而知。從此，就給組織上留下了我“態度不好”的史話，以至於1974年我復員後被空軍流放到南苑空司生產隊去，時任空軍司令員馬寧 去那裏勞動遇見了我。一開始以為我是哪個空軍招待所去南苑輪流勞動的服務員，吃午飯時還專門坐過來，和顏悅色地跟我聊天，問東問西。然而，我擔心的事情還 是發生了——生產隊長在一旁陪坐，幾經猶豫，還是很尷尬地當著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訴了他。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對我翻臉了！大聲斥責道：你要劃清 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臉一繃，二話沒說站起來，把沒吃完的飯菜往碗裏一扣，在眾人的注視中傲然離去，身後的食堂裏一片寂靜，鴉雀無聲。事後我越想越絕 望：我到底是誰？我代表我父親嗎？我竟如此之臭名遠揚？空軍司令竟如此沒有水平？黨的政策竟如此之遙遠？
前空軍司令員馬寧少將，“四人幫”被打倒後被解職，時年55歲。
儘 管“九一三”時我未滿17歲，但我真的不應該這麼天真、單純，因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裏，因為家裏的事情，我很生氣，就給江騰蛟伯伯打電話，問有沒 有去廣州的訓練飛機，要回學校。父親得知後匆匆趕回家來，大概因為我這個從小到大最聽話、最讓家長放心的孩子，在氣頭上居然跟他說了一句“再也不回這個家 了”的話，讓他很是意外和傷心，他坐下來耐心地聽我把情況說完，長嘆了一聲，和我做了一次長談。就是這次談話，吐露了他們的一些跡象，只不過我沒有真正領 會而已，現在看來那就是一次“路線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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