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很早就知曉阮銘其人，中國官方媒體上他的姓名前常常冠有“文革打手”“台獨分子”等等頭銜。他十多年前從美國前往台灣任教，很少回美國，直到2013年年初，這位82歲的退休老人才從台灣“回到”美國定居，於是我登門拜訪，請他回顧他的人生中的幾個重要階段。
“上海不為天下先”
阮 銘（續前）：當時有人說胡啟立是胡耀邦的人，胡耀邦不以爲然，說胡啟立雖然在團中央跟我在一起，但是提拔胡啟立的，是鄧小平。胡啟立被派到天津去當市長， 讓鄧小平覺得滿意，就提到中央來了——鄧有這個特點：從一件事看人。對王兆國不也是這樣嘛，鄧小平聽了匯報說王在“文革”中抵制“批鄧”，就一下把他提到 那麼高。
胡耀邦就不是這樣的。後來王震到黨校來，說胡耀邦在黨校有個“智囊團”，他發狠要打掉這個“智囊團”。胡耀邦說我哪裡有？確實，胡耀邦不出面保那些被看成是他的人。
胡耀邦有軟弱的時候，他的度量也大，能够容忍反對自己的人。可是你這麽對人家，人家不是這樣對你啊，他們是時時、處處挑胡耀邦的毛病！
新史記：胡耀邦與趙紫陽有時也意見不一？
阮銘：胡耀邦覺得，既然讓我當總書記，我不能只管黨務——他是非常重視經濟的，特別是農村經濟、地方經濟。當時的經濟，講是講改革開放，其實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趙紫陽呢，認為自己身為國務院總理，就得統管全國的經濟。
胡 耀邦到下面各個縣，鼓吹發展地方經濟，各地當然也巴不得發展，但爭先恐後，肯定突破陳雲提倡的“計劃經濟”，趙紫陽也不高興。這樣到1981年中央工作會 議，是胡剛當上總書記後主持的第一個會，他沒有講話。那時陳雲已經發話批判兩個東西了，一個是經濟赤字，實際上也批判了趙紫陽，再一個是波蘭團結工會。他 的矛頭對著胡、趙，也是對著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黨和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的。那次會上，鄧、趙完全是投降，鄧小平讓鄧力群起草講話，“完全同 意陳雲的意見”，表態說要退、退夠！——陳雲主張經濟零增長。胡耀邦只好不作聲，但他心裡是不贊成的。
那時我寫了關於特區的報告，我主張特區不要放慢，還要加快發展。胡耀邦一看，馬上批轉下去。後來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他們看到了，才鬆一口氣。
陳雲、胡喬木他們都是攻擊特區的，陳雲至死都不去特區。這些問題上，鄧小平搖搖擺擺。我寫了那個報告之後，陳雲對特區仍然反對，鄧小平也仍然不吭氣。直到1984年，鄧小平自己去看了，才後悔沒有將上海定為特區。
那時我跟童大林他們也去了廈門，當時廈門經濟很落後，特區也很小——珠海、汕頭、廈門……80年代初都是中國很落後的地方。如果要是選在上海這樣的從30年代以來就是中國管理得最好、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一旦搞成特區，那影響就非同小可！
那 年鄧小平視察了廈門，又開了14城市包括上海的會議，胡耀邦找了阮若瑛的弟弟阮崇武來參加北京這個會，阮崇武當時是上海副市長。那天上午胡耀邦找阮崇武 談，說上海要是帶頭開放，就會大大加速中國經濟發展。中午阮崇武就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打電話通氣傳達耀邦的講話，但陳國棟是聽陳雲的呀，他就說了一 句話：“上海不為天下先。”
所以上海就還是依然故我，按兵不動！一直拖到了1991年、1992年。本來八十年代中期就可以起飛的，14城市包括上海呀！陳雲的勢力控制住上海，動不了，耽誤了多少時間！
記得我1988年是從北京經上海到美國的，在上海住在重慶南路。那個時節，上海跟我上中學的時候相比就沒什麼變化——我離開了40年呀！直到1992年以後，才面貌大改觀。
阮銘的內弟阮崇武曾經擔任過公安部長和海南省委書記。
不搞設計的“總設計師”
我那個特區報告，胡耀邦批給特區會議，但是他們還是聽陳雲的，不聽胡耀邦的，特區會議開過之後，福建的項南給我寫信說，他們分明是要限制特區，而不是發展特區。
說到阮崇武，後來調到公安部當部長。1986年那一次學潮，鄧小平也是不惜流血啊，幸虧胡耀邦不肯。當時阮崇武叮囑我們說，你們千萬不要去天安門，鄧小平說了，去一個抓一個，不惜流血！後來下起大雪，學生還是去了天安門。阮崇武弄了一些大車，把學生送回學校去了。
有 人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自己都說：誰設計了？他的“貓論”，“摸論”，哪是設計？改革開放，一是對外開門，就是引進資本、管理；一是 對內鬆綁，市場經濟，就是要自由，把束縛的“繩子”解開就好了。要說鬆綁，是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勛……他們起的作用更大。
習仲勛離開廣東之後，省委書記袁南生他們就很困難啊，因為陳雲給他們念“計劃經濟緊箍咒”。那時他們做膠鞋，袁南生給我看過一個陳雲的批語：膠鞋只許出口，內銷一雙就是賣國——他就是這麼批的！陳雲就是這樣的人！
廣東後來派了任仲夷去，形勢才又好轉了。他把秘書雷宇派到海南島去，也幹得很好。但是任仲夷、雷宇、項南，三人都被陳雲他們一夥幹掉了。（《新史記》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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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銘小檔案
1931年出生於中國上海，15歲（1946年）加入中共。1948年考入燕京大學，後併入清華大學，擔任機械、水利兩系學生黨總支書記、團委副書記（後任書記）。1958年調任《北京日報》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論部主任；1961年調至中宣部，後任調查研究室主任。
“文革”後1977年調至中共中央黨校，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中央文件、領導人講話起草。1987年，被中共開除黨籍。
1988年，前往美國，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做訪問研究。1997年到台灣，在淡江大學任教，2002年取得中華民國國籍，2004年至2006年被聘為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他是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
著有《歷史轉折點上的胡耀邦》、《鄧小平帝國》、《中共人物論》、《兩岸統一百年大計》、《透視總書記》、《民主台灣vs.共產中國》、《從寧靜革命到寧靜建國》、《歷史的錯誤——台美中關係探源》、《我看台灣與台灣人》等書，以及自傳《尋找自由》（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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