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5日，華東師大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華教授和夫人李丹慧教授，在美國華盛頓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舉行新書發布會，《新史記》記者前往聆聽，並在其演講間隙與沈志華交談，向他贈閱了最新一期《新史記》。
本刊根據錄音整理了他們兩位的發言如下，未經發言者審閱。
關於冷戰的研究專著，封面不約而同都是紅色基調。正中間一本就是沈志華夫婦的英文新著。
沈志華：今天是我們新書《一邊倒之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及其盟友們》（After Leaning to One Side: 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的發佈會，其實從中文的角度講，“新書”的內容已經不新了，是我與李丹慧2003年以來研究的成果。要譯成英文，搞來搞去搞到了現在。我這裏簡單介紹一下這本書的背景，然後介紹我們一本真正的中文新書。
《一邊倒之後》主要是想描述一下、追蹤一下：在中國倒向蘇聯、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以後，這個陣營的發展和變化。本來我設想的是三個方面：一個是中國跟朝鮮的關係，這是我做的；一個是中國跟越南和東南亞的關係，這是李丹慧做的；還有一個，是中國與東歐，像匈牙利、波蘭、南斯拉夫的關係，這是我們倆一起做的。但是後來中國跟東歐這一塊給刪掉了——他們說，這本書太厚了。
我們的結論，基本上有這麼幾個：
第一，中國和所有盟友的關係，都受到中蘇關係的影響；朝鮮與越南差不多，不過經常更狡猾一些，手段更機靈一些，所以得到的好處更多一些。朝鮮與越南在中蘇友好的年代和在中蘇分裂的年代，都在中蘇兩邊獲取了最大的利益。
第二，在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時候，毛澤東設想的是，別人都向他一邊倒。他最得意的時候，就是1957年底——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到1957年。這個時段，發生了幾起非常重大的事件，一個是蘇共二十大，一個是波匈事件，一個是蘇聯的反黨集團事件。在這三件事發生之後，毛澤東因為幫助了赫魯曉夫，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陡然升高。他以為，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會倒向中國。但毛澤東沒有料到，1958年到1962年，中蘇一分裂，所有的盟友都離他而去！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中國的盟友只剩下一個，就是朝鮮。後來鄧小平一搞改革開放，朝鮮也跑了。最後的結果，與毛澤東的預想正好相反：他希望所有的盟國都倒向中國，但他們全倒向了蘇聯。
第三，中蘇分裂的根本原因、核心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地位不斷地上升，挑戰了蘇聯共產黨和赫魯曉夫原來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這樣，雙方的爭議和分歧就是不可調和的了。
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和一般現代國家間關係的最大的區別：一般現代國家間的關係，講的是利益；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不講利益，講什麼？講主義。毛澤東說：我掌握著馬克思主義；赫魯曉夫說，蘇聯掌握著馬克思主義。他們要爭的就是，誰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因為，誰有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誰就有了發言權，在社會主義陣營，就能當頭。這是他們爭論的核心問題。正因為如此，他們之間的鬥爭是不能和解、無法調和的。利益可以切割、可以讓渡，主義卻不是你對，就是我對。
第四點，埋藏在中蘇關係、中朝關係、中越關係、中國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關係背後的根本問題是，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並不是現代國家關係，不遵循現代國家關係的最基本的政治準則，例如，利益，領土，公民權利，安全等等，這些都不講；他們之間的關係，從中國傳統的角度講，帶有宗法性，其實就是一種“家庭關係”，所以社會主義大家庭裏面，家長制、老子黨，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在共產黨的話語體系當中，描述他們之間關係最常見的一個詞，就是“兄弟”。兄弟關係，也就是家庭內的關係。美國中央情報局當時分析說，中蘇不可能分裂，為什麼呢，因為分裂對他們兩邊都不好，而對他們的敵人有好處。毛澤東和赫魯曉夫誰也不是傻子，都知道其中的利害，兄弟倆都不想分家，都知道一分家，咱們這個家都敗了。然而問題就是：誰當家？兄弟倆誰也不讓，最後就還是只能分家，一人當一個家吧。
上述這四個觀點，在我們已經出的這本書裏都有表現，但又不是特別清楚，主要在我和李丹慧最近剛剛完成的新作《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中闡述。我從1945年寫到1959年，就是中蘇最後一次當面吵架；李丹慧接過去，從1960年寫到1973年。全書一共是140萬字，涉及所有事件的細節。我們差不多把中國和俄國的關於中蘇關係的檔案全部搜索了。同時也參考了台灣的檔案、美國的檔案和東歐的檔案——我們論述的主線的基礎，都是原始檔案。估計明年年初能出版——如果中宣部不阻攔的話。（《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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