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吳法憲的女兒金秋 教授，向本刊提供《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中“震驚全國的“九一三”事件”這一章。據出版者介紹：此書是作者用十年的時間著成。作者 自己說：“我的主觀想法是實事求是，如實地去反映我所親身經歷的事件和情節，不虛構，不造假，不粉飾，不渲染，不分析，不作結論。”
文中小標題為本刊編者所加。
1971年9月11日晚八時，周恩來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我參加了，周恩來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在召開四屆全國人大之前，先召開九屆三中全會。全會要補選中央委員，如姬鵬飛等，還要補選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為陳伯達倒台了。
開 完政治局會議，已經是9月12日凌晨1點左右了。我回到西山住地，告訴陳綏圻（吳法憲的妻子——編者注），快要召開三中全會了，看樣子還得準備在會議上再 作一次檢討，所以要很快再寫出一個檢討來。由於當時我們所有的文件，包括前兩次檢討稿，都保存在空軍大院的家裏，因此我告訴陳綏圻，準備第二天回大院，開 始準備九屆三中全會上的檢查材料。
吳法憲果真有人調了一架三叉戟專機去山海關
9 月12日起床，吃過午飯，我就和陳綏圻及秘書張啟堯等人一起乘車下山，回到了空軍大院。我按照周恩來前一天晚上的指示，開始閱讀中央政治局印發的、周恩來 準備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好在討論時提出意見。陳綏圻則根據我的吩咐，開始找我過去的兩次檢討，準備寫新的檢討的材料。
看 完《政府工作報告》，我想再抽出一點時間來處理一些空軍的事情。當時空軍正好在召開航校工作會議，於是我約空軍政委王輝球和當時主管訓練工作的副司令員薛 少卿一起，在晚飯後找八航校的校長和政委談話，解決他們幹部之間的團結問題。我們我們一起到了辦公樓的三樓，找他們談話。然後，我看還有時間，就又會見了 剛剛從部隊調來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六個指導員，想解決一下空政文工團裏的派性和團結問題。
就在與空政文工團六個指導員談話中間，大約是當晚11點鐘，周恩來突然打電話來問我：“是不是調了飛機到山海關機場？”我回答說：“沒有。”周恩來再次追問：“究竟有沒有？”我說：“絕對沒有。”但周恩來仍然告訴我：“還是要查一查。”我說：“好！”
放 下電話，我立即打電話到空34師，問師長時念堂有沒有調飛機到山海關機場。出乎我的意料，時念堂告訴我，三叉戟專機被調到山海關去了，並說：“是胡萍副參 謀長調去的。”我立刻感到有問題了，因為平時任何專機的調動，都必須經過我來批准，但是這次三叉戟的調動情況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來親自查問過來的。 我立刻問：“胡萍在哪裏？”時念堂回答：“在西郊機場。”
我立刻要胡萍聽電話。胡萍向我解釋說：“是飛機改裝以後的試飛，所以沒有報告。”我又追問：“為什麼要飛到山海關，而不去別的地方？”胡萍沒有答覆。我告訴胡萍，飛機要立即調回北京。胡萍答應說：“好。”
可是過了五分鐘，胡萍就打來電話說：“飛機發動機故障，正在檢修。”我當即告訴胡萍，飛機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電話，我馬上打電話給周恩來，報告了我和胡萍通話的情況，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飛機調回北京的措施。周恩來表示同意，並指示，飛機返回的時候不准帶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來的這一指示傳給了胡萍。
過了不大一會兒，周恩來又打電話找我，告訴我說：“葉群給我打來電話，說副帥要到大連去轉一轉。我問她有沒有調飛機去，葉群說‘還沒有調飛機，等一會兒，我給吳胖子打電話，要吳胖子調飛機來’。可能她很快就會給你打電話，先不要答應她，你就說要請示我。”
不 久，葉群果然給我打來電話說：“林總要到大連去，讓胡萍來一下，如果你能來也好。”我說：“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說他的飛行技術也不好，還是讓時念堂去 吧？”葉群不同意，說：“時念堂不熟悉，還是讓胡萍來吧，他又不是什麼大病。”我告訴葉群說：“調動飛機的事情，我不能決定，要請示總理。”
同葉群通完電話，我又立即打電話，把這些情況報告了周恩來。我請示周恩來，說我要立即到西郊機場，去進一步追查飛機調動的問題。周恩來同意了。
放下電話，我就帶著秘書張叔良、警衛員薛邦喜，直接從辦公室去西郊機場。這時，大約是9月13日凌晨零點左右。（《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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