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記者 高伐林
從2013年2月中旬開始，一篇題為“黨內民主，以法治國：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的致習近平的萬字公開信不脛而走。開始是在朋友圈中的電子郵件傳遞，隨後出現在論壇、博客、電子刊物，《內幕》雜誌15期全文刊登……用這個標題在網上檢索，谷歌顯示出來20萬條，最奇的是，中國大陸的搜索引擎百度上光篇目就足足有72頁。點開任何一條，在原文之後都是幾十甚至成百條跟帖。
人們紛紛打聽：“這個作者——馮勝平是何方神聖？”
而馮勝平本人也有一個疑問：這篇上書涉及問題這麽敏感，在國內各網站上卻大搖大擺地流傳，“怎麽網管視而不見，都不删除呢？”
《明鏡月刊》記者對居住在美國新澤西的馮勝平登門專訪。
“出土文物”
社會上對“馮勝平”這個名字不熟悉，並不奇怪。30年來，他只寫了屈指可數的幾篇文章，20多年前寫過一兩篇文章，一擱筆就是20來年，直到2011年秋天，才應《新史記》雜誌之約，寫了一篇評價孫中山的短文。這篇文章讓馮勝平打開了話匣子，他多年積攢的對歷史和政治的思考感想，就滔滔而出一發不可收，2012年，他寫了一篇《黨國·軍國·民國》，發在《明鏡月刊》，也是在網絡上到處傳抄。難怪有人說他也是一件“出土文物”！
1954年出生於重慶的馮勝平，在第七軍醫大學的大院裡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七軍醫大是軍級單位，隸屬解放軍總後勤部。馮勝平14歲時，七軍醫大從重慶調防到上海，他跟著從事醫務工作的父母，又在上海過了14年。
“文革”過後恢復高考，馮勝平跨進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讀了四年——與當今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是同窗。畢業後，他被公派（自費）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留學。居然在這裡讀了八年——先拿到MPA碩士，又讀了政治學碩士，學完博士的全部課程，通過了博士候選人的資格考試和博士論文提綱的答辯。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文革的政治迫害——懺悔與反思”。“六四”爆發，論文就停下來了。他的人生道路完全變了一個方向。
馮勝平與同窗王滬寧合影，1986年攝於上海復旦校園。（馮勝平提供）
八十年代中後期的中國正在發生劇變，各種消息都傳到了普林斯頓古色古香的校園。中國大陸的精英來了一批又一批，其中有很多中共元老將帥的子女，更有後來聲名斐然的諸多改革精英。馮勝平與他們高度關注中國每一點變化的跡象，為中國的前景通宵達旦地討論。
馮勝平並非許多讀者所以爲的“名不見經傳”。來到美國之後，他無可避免地深深捲入了海外民運。“楊小凱到普林斯頓來讀書，通過他，我與中國民聯的許多人就認識了——我算不上‘民運先驅’，但是我確實很早，大概是在1985、86年吧，就參加了活動。”
那時海外只有一個民運組織，就是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馮勝平成了這個聲勢最大時在全球擁有數千上萬成員的組織的七名常委之一，甚至一度被醞釀著要推上主席的位置。他成了一個“職業革命家”，儘管從民運沒有拿到一分錢，但是憑著對中國命運的一腔關切，他全身心地投入民運，廢寢忘食，奔走呼號。英文報刊刊發他的大幅照片和報導，他在CNN電視屏幕上露面暢談，被美國政壇上諸多政要和智庫重量級學者約見……
“六四”槍響，中國的民主事業受到重挫，海外民運在引領所有華人一道五內俱焚地憤怒抗議之後，也逐漸陷於低潮。而這時的馮勝平，家中添了男丁，賺錢養家成爲當務之急。於是他從1991年起到華爾街工作，當了十年經紀人。2001年9月1日離開華爾街，轉行到當時熱火朝天的房地產，做得頗爲成功。
生計已徹底解決，又無須朝九晚五，馮勝平大量的時間，除了讀書，就是會友。他什麽人都接觸交往，不管左派右派，在朝在野；他也什麽書都讀，博聞強記，各種理論觀點和史實例證信手拈來——這在他致習近平的那封公開信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海外民運的試驗確實失敗了
《明鏡月刊》記者問馮勝平：你爲什麽參加民運，又爲什麽淡出民運？你今天上書的思想，與民運經歷有什麽聯繫？
馮勝平應聲而答：之所以參加民運，還是受了共產黨的運動文化的影響——我們這代人從小就熟悉中共搞的一個個政治運動，當時我誤認為，中國的民主可以通過民主運動來實現。
之所以離開民運，首要原因是謀生的壓力。其次，也是在民運中打滾幾年，感覺這個思路錯了。
馮勝平承認，這麼些年來自己的思想確實變化不小。他懷著感激之情說，自己有兩位良師益友：余英時與蘆笛。他寫博士論文時，請余英時與另外兩個教授做他的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雖然後來沒有寫完論文，但與余英時有了很多來往。2006年之後，馮勝平認識了旅居英國的獨立學者蘆笛。“前者教會了我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後者教給我逆向思維，形成自己獨特的見解。”
在他們影響下，馮勝平領悟到，民主是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不是運動出來的，不是鬥爭爭得的。用共產黨的運動方式、用鬥爭哲學去爭取民主，只會越運動離民主越遠，越鬥爭離共產黨越近。
不過——馮勝平澄清說——民運並不是一開始就要推翻中共。“我與王炳章第一次見面，談了四個小時，就是‘反革命’——反對革命。我認為，革命產生的問題，比它解決的問題多得多。我在我的畢業論文中已經寫過這句話：如果說權力使人腐敗的話，革命則使人墮落。我的意思是，權力使享有權力的人腐敗，革命使追求權力的人墮落。中國民聯最早的參入者，幾乎沒有要推翻中共的，我們的訴求只是要在中國推行民主。丁楚有一篇文章：‘支持改革，超越改革’，這是當時的主調。”
變得激進，是在1989年，中共“六四”屠殺之後。馮勝平回憶，大家肝膽俱裂，我在CNN上甚至講：鑒於昨天發生的事，以前我們所期望的事情（和平民主轉型），已經不再可能了。對這樣一個政權，我們唯一應該做的事就是結束它，如果可能的話，和平結束；如果必要的話，就暴力結束！
馮勝平反思說，民主力量轉爲激進，當然有中共頑固、暴虐的原因，但中共在很多時候也表現為妥協，但是中國人的“鬥爭哲學”，致使只要中共一妥協，反對派馬上“得寸進尺”，你退一步，我就進一步——就像毛澤東說的：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終究無法形成良性互動。（《明鏡月刊》40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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