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与爱国——民国政治领袖“翻案”潮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人物起落无常，而对政治领袖的评价，更是无一定之规。尤其近几十年来，时而为妖魔，时而为英杰，时而说成黑，时而说成红，是人物评价的基本状态，可谓反反复复，毫无标准可言。这种评价的矛盾还不是出自学术研究的分歧，也不是因史料的发掘才引出什么新见解，而是面对同样的人物、同样的历史，并且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和历史，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的不同判断。


民国历史人物，在当代的评价体系中，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卖国似乎是最为清晰的两大标准，长期保持在大众舆论，甚至落户于专业历史的普遍话语里，一切以此画线。近些年，随着意识形态的逐渐弱化，国家利益冲到最前台，于是，后者与前者相比，又显得日益突出，几乎成了唯一的评价尺度。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卖国在历史评判中交织一处，不分彼此，在极端意识形态的思维里，凡是革命的自然爱国，相反，反革命当然也非卖国莫属。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直至蒋介石、阎锡山等等，无不如此。

“文革”和“文革”前一段时间内的民国历史人物评价，可读之处很少，可以不论。然从“文革”结束至今，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评判历史则不妨作为一个阶段，由此既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前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社会的思想演变。


一

袁世凯一直被称为“窃国大盗”，而“二十一条”又让他背负了卖国的罪名，对内窃国，对外卖国，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他都是个一无是处的人物。在1979年的《辞海》里，他的名字有多处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说他“勾结德国侵略者，残酷镇压义和团”，“参加帝国主义策划的‘东南互保’”，“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任内阁总理大臣”，“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在其他辞书里又给他加了一条：以办理“善后”为名，未经国会通过，擅自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大量借款，发动内战。

曹锟、吴佩孚，在当代史学和大众话语里属于直系军阀。军阀事实上是个贬义词，古往今来，还没有人自认为是军阀的，可从字面上看，凡是拥有武装，割据一方，自成一派的人都应该叫军阀。以此定义，大概近现代历史中的哪个政治武装派别，都脱不开一段当军阀的经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0年编写的《中国现代史》还将北洋军阀的领袖一律称头子。头子是一种恶称，比如土匪头子、流氓头子、特务头子等。特务原本也是中性词汇，但在阶级斗争时期，与“问题”、“小姐”、“少爷”一样，都成了明显的贬义词。主流评价往往体现在辞书中，1979年版《辞海》中有直系军阀一条，尽管称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领，但将李纯、王占元、萧耀南、孙传芳等归入头目之列，与土匪同属一个称呼系列，并且形容他们是“充当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1982年权威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在直系军阀辞条里依然保持这样的语气：“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主权，充当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对内压迫人民，搜刮民财，镇压革命。”只是不叫头目而称成员，算是客气了一些。

张作霖在1979年版《辞海》里被称作“北洋奉系军阀首领”，说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盘踞东北”。《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的评价也基本一致，关键的语词一模一样，并且都说：“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发生厉害冲突，当他乘火车经过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

在1979年版《辞海》和1982年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里，段祺瑞的相关词条里几近一致，说：“袁死后，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把持北京政府，成为皖系军阀首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卖中国主权，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借款就有一亿四千多万日圆，购买日本军火，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并以武力同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相对抗。”“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冯玉祥推任北京临时政府执政，在此期间，召开以军阀政客为主体的善后会议，抵制孙中山主张召开的国民会议，并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和法权会议，破坏反帝斗争。”“1926年北京各界人民集会、请愿、抗议帝国主义炮轰大沽口的暴行，他下令屠杀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

骂北洋军阀卖国，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北洋各派相继当政时就已经开始，不但舆论抨击，国民党指责，议员怒斥，而且北洋各派系相互争斗时也都以卖国作为对方的罪名，似乎谁主持中央政坛，谁就少不了卖国贼的骂名。

1913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温世霖，曾任全国学生会会长，做过同盟会天津交通部部长、国民党燕支部总干事，仅他一人就写过《段氏卖国记》、《段祺瑞卖国秘史》，字里行间慷慨激昂，怒气冲天，好像是站在南方革命党人立场上的讨段檄文。“以我四万万神明胄裔之国民，乃不能制一蠢横野蛮之段祺瑞锄而去之，其能免于世界各民族所窃笑乎！”在《段氏卖国记》里，段的卖国包括排挤民党、剪除异己、凌虐总统、发起徐州会议制造督军团干涉宪法、贿造公民团围殴国会议员、教唆独立谋叛共和、解散国会主动复辟、对德宣战、篡改国会选举法、扰乱湘粤、向日本借款及缔结密约、赝造安福国会、力主中国在巴黎和约签字等等。其所指的“卖国”内涵极其宽泛，不仅对外国，而且祸国殃民，甚至反对某个政权，都可以算做卖国。以如今的观念看，温世霖所列，真正有卖国之嫌的恐怕也只有向日本借款、缔结密约以及主张在巴黎和约签字这几项。其实，那个时代的卖国观念如果与当代比较，反倒更为合理合情一些，就好像中国统治者杀戮治下百姓与外国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并无实质的不同一样，祸国殃民凭什么不算卖国呢？


二

等到1999年版的新《辞海》问世时，所谓北洋军阀首领的相关辞目均出现了明显变化。其中改变最大的当属段祺瑞，与卖国有关的所有字眼几乎全部消失；而在张作霖的词条中，“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这一句也被舍弃；惟有直系军阀中的“充当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不知为什么，依旧保留；至于袁世凯，只有一个“二十一条”属于卖国的证据，此外，仍然说他任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是“帝国主义支持”的结果。

从21世纪初开始，有关民国政治领袖们爱国或者并不那么卖国的历史事迹又不断浮出水面，人们才逐渐明白，原来他们还有为人为政的另外一面。

袁世凯过去在人们的眼里一向对日本卑躬屈膝，因接受“二十一条要求”而臭名昭著。但今天，当人们重新翻出史料，再看那段历史时，却发现，实际上，袁世凯曾驻朝鲜12年，“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有效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1915年1月18日，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晋见正在积极筹划恢复帝制的袁大总统，交给袁“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深知这些要求的严重性，当即严辞回答日本公使，说有些可以商量，有些则绝不退让。以后4个月的艰苦谈判，袁世凯并未答应“二十一条”的全部，其中有七条还被拒绝，在1915年5月25日签订的《中日新约》内，日本终于放弃了部分要求，并不像多数史书和辞书所说的，袁“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被袁世凯拒绝，也是最终被日本放弃的七条属于第五号，内容有：聘用日本人为中央政、财、军的顾问；日本人经营的医院、寺庙、学校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各地警局；中日合办中国军械厂；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南昌，南昌至杭州、潮州的铁路建造权；筹办福建省内路、矿、港口、船厂时，日本有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布道权。事实上，这七条才是日本控制中国命脉的前奏。此外，即便是被迫签订的《中日新约》，袁世凯也非常清楚其后果，深以为耻，他曾恳切要求下属政要大员：“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外无敌国患者，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指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袁世凯的这番言辞，可谓句句铿锵有力，在情在理。

段祺瑞长期以来也是以亲日媚日的面目出现在史书中，好像整个就是一个日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可事实却是，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段祺瑞等领衔19省将军公开致电反对：“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起殉国。”在袁世凯时代的对日问题会议讨论中，段一直是强硬派，一再表示决不屈从。段祺瑞的晚年，如今更被各类文字形容得一身正气，民族气节十分高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多次到天津劝说住在日租界的段祺瑞出面组织“华北政府”，均遭拒绝。1933年1月21日，段祺瑞终于离开天津，摆脱了日本势力控制，南下南京，蒋介石率少将以上军官齐至浦口车站迎接，并执弟子礼。随后，段祺瑞移居上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慷慨陈词：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曹锟从前的名声也就是一个贿选总统，此外似乎没留下什么值得称赞的事迹。可据现在的许多文字介绍，原来他一直崇拜民族英雄戚继光，保定的清代直隶按察使司衙署被他改建为宾馆后就叫光园。当曹锟息影政坛后，住在天津英租界，除了钟情书画外，就是打麻将，还喜好与老百姓聊天，而且，这位“帝国主义的工具”对帝国主义并不怎么友好。日本人邀请曹锟“出山”，曹锟不见，派齐燮元来当说客，被挡驾。一次，他的老部下又奉日本人之命来访，正躺在炕上抽大烟的曹锟勃然大怒，把烟枪狠狠一摔，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再登曹家的门！” 据说当曹锟听到抗日捷报时，兴奋之情常常溢于言表：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1938年5月曹锟病故，国民政府有感于曹锟的气节，特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当然，也有一种理由在为曹锟“帝国主义工具”说辩护，称他是英美的工具，所以才不当日本的工具。

吴佩孚与曹锟一样，多年来也被认定为“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而且，他还是镇压“二七”大罢工的刽子手，著名的反革命军阀，但当他的大量言行被重新翻腾出来后，人们又不能不承认，他非但不卖国，而且还特别爱国，爱国之情甚至超过了许许多多革命家。吴佩孚的“三不”、“四不”很有名。所谓“三不”，有说是“不举外债、不住租界、不纳妾”，也有说其三是“不积私财”。1932年以后的吴佩孚蛰居于北京什锦花园，他自撰对联以明心迹，其中又有“四不”：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犟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


无论“三不”或是“四不”，任哪个阵营的政治家都不敢夸下这样的海口，而惟独一个被认定为反动军阀的人却有言有行，始终如一。1919年当得知“巴黎和约”的消息时，吴佩孚愤怒难抑，通电徐世昌：“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他还表示：“卫国是军人天职，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如国家急难有用，愿率部作政府后盾，备效前驱。”对学生的行为，他认为，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在他生命攸关之时，部下曾建议逃入租界保命，吴佩孚却说：“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坚决拒绝。“九一八事变”以后，吴佩孚也成为日本拉拢的重点人物，但吴佩孚深明大义，毫不动摇。他通电揭露伪满的本质：“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当得知南京发生大屠杀的消息后，他绝食一天，以示抗议。北平陷落，老友江朝宗上门劝降，吴佩孚骂道：“你年纪比我大，还当日本人走狗，卖国求荣，真是白发苍苍，老而不死。”遂与江朝宗绝交。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拜会吴佩孚，而吴氏却说：“尔等就商于我，首须急速撤兵；次则将所有占据地方之军政、财政，及一切行政交还，顾问、指导官必须取消，经济统制亦应立即解除。我为主，日为客；我发命令，日本人亦当极端服从。能如是，自可建议政府，恢复和平。”连中共元老董必武在《日本企图搬新傀儡》一书中都对吴佩孚有一番正面评价：作为军阀，吴佩孚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吴佩孚去世后，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蒋介石致唁电称：“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离不开日本的倾力支持，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尤其郭松龄反叛时，日本的武装支援成为张转危为安的关键。日本的支持当然是有代价的，张作霖为了自己的统治也承认了这些代价。可是，近些年的舆论开始转向张作霖爱国或者叫排日的一面，讲得绘声绘色，张作霖在世人眼里也成了另一副模样。张作霖还被描述成一个很智慧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左右帮忙，又左右打击，弄得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说他在日俄战争期间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方的本领。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向张作霖提出五项要求，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张作霖知道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设套骗人。他对部下说：绝不能同意日本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他是卖国贼。


三

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短短的三十来年里，几位曾经被认定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民国政治领袖，怎么都变身为大义凛然的爱国者、民族危难关头决不俯首的热血男儿、慷慨激扬的奋发图强之士了？

其实，有关他们的历史，无论“卖国”还是“爱国”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史实一直在那里摆着，并未湮灭，也无须考证，只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迁，国家利益取代了阶级利益，历史人物的政治取向也不过是“人各有志”，所以，评价才随之改变，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然而，不知有没有人曾经质疑过，当“卖国”和“爱国”的思维方式及其历史事实同时放在某一人身上时，是否会产生一种难以解释的矛盾，一个“帝国主义的工具”、“卖国贼”、“代理人”、“走狗”，在帝国主义终于入侵的年代里，为什么不兴高采烈地出迎，也不借机出山、就势继续做个“工具”、“走狗”、“代理人”，而是相反，不是大骂侵略者，发表反帝言论，就是高风亮节，宁死不屈？

过去对民国政治领袖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卖国定论主要来自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初，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影响仍未改变。因为依照这种思维方式，他们都属于反革命阵营，而且还是反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军阀头子，更别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了。阶级斗争思维的特点就是反革命、反动统治与帝国主义必定会内外勾结，任何一个反动统治集团，其背后无不有个外国主子，而他们自然也就是个工具。帝国主义利用他们来侵略中国、掠夺中国，而他们则依靠帝国主义来支撑自己，镇压人民。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历史观常常还超越国家利益，也就是说，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远远高于爱国与卖国，这正是阶级利益主导一切的产物。其实，除去袁世凯外，其他几位还出身贫寒，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反动军阀”，而且都镇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反对过革命、逮捕过共产党人，所以，也就毫无例外地与帝国主义工具挂上了钩。

在阶级斗争的话语框架内，一个人即使再爱国爱民，一旦与反革命阵营沾了边，其爱国爱民事迹也就随之烟消云散，跟没有一样。吴佩孚最为典型。吴佩孚的名字在我们的记忆里，大约有几十年是和“二七惨案”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的许多爱国爱民的举动因而也都成了历史中的忌讳。吴佩孚驻兵湖南时，曾深受地方各界的爱戴。吴佩孚所下军令就有：军队驻防之地，各兵对于商民，不得有赊、欠、挪、借情事，如兵士负有债项，须从速偿还。倘有强赊硬欠等事，一经发觉，军法从事。军队驻防之地，应用各物，皆须出钱购买，不得扰及民间一草一木，违者处以军法。对于本军防守地点以内之人民，固宜竭力保护，即防线以外，遇有危险发生，亦宜加以援助。遇有匪类扰乱治安，危及生命，一律奋勇扫除，不得瞻顾退却，违者以临阵脱逃论。本军驻防地点，每日由本部派遣人员随时随地密查外，并责成各团、营长官，妥维军纪，以保声誉。如果我们将这些军令规章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比，不知有多少近似之处，只是吴佩孚所部并非人民军队，当然也就埋没于历史之中，没人理会了。当张敬尧督湘祸民之时，吴佩孚曾一再致电张敬尧，尽力规劝，受迫害的学生跑到吴佩孚司令部申诉，吴佩孚亲自出迎，再三抚慰，并留宿三日。五四时期，各路政治领袖中数吴佩孚最为激昂，他不断通电，“语语爱国，字字为民”，与学生、与全国各界一样，强烈要求惩办“国贼”。对山东问题，他坚决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查日人通牒，根据德约，若直接交涉，是承认其继承德人权利也。”“全国痛心疾首，喑口哓音，不惜以喋嘲之代价，争此国体人格。当局者亦何必胶执成见，偏欲与国民为意气之争。试问共和国家，以人民为主体耶？抑以政府为主体耶？邻国重于人民耶？抑人民重于邻国耶？若竟悍然不顾，逆拂人民之公意，以博邻国之欢心，则大乱之来，迫于眉睫，芸芸众生，恐未必尽可以武力压制也。”读过吴佩孚的电文，你不能不承认，其共和主权在民的意识远比同代甚至后世的许多以人民名义出现的革命家还要清晰，甚至更加强烈。

意识形态至上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一方面，让历史变得格外简单，非红即白，非好即坏；另一方面，也让原本清楚的历史变得迷雾重重。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左派、反对专制王朝的英雄，陈公博、周佛海都是中共的创始人，但他们却是真正的叛国投敌者，而像曹锟、吴佩孚这样的反革命军阀、“帝国主义的工具”，反倒非常崇拜岳飞、戚继光。更值得深思的是，五四大游行中冲在学生队伍最前列的进步青年梅思平，其爱国情绪不可谓不高，但当日本侵略军真的侵入中国后，他为虎作伥，一下子就成了日伪政府里的头面人物；而被五四游行认定的“国贼”、“汉奸”、“卖国”的曹汝霖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立场，面对家门口的日军，并没有走出“卖国”的那一步，还竭尽所能挽救自己的同胞。另一个事实是，曹汝霖早在为“二十一条”与日人谈判时，便“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并没有在那里媚日，签不签约也绝非他所能做主，只是因为他以“卖国贼”著称，所以这些历史事实就被无情淹没了。

革命的不一定爱国，爱国的未必革命，这才是历史的结论。


四

无论民国政治领袖的爱国事迹被重新翻检出来之后如何叫座，但当年的所谓“卖国”历史还是事实。只不过你会发现，这些史实大多来自他们主政时期，而当他们在野，或是只掌握部分权力，或是对当政者有所不满的时候，其爱国情绪之激烈与大众并无区别，同样也会慷慨悲歌，义正词严，一身浩然正气。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从来就不是当权当政者喊出的口号，不论是谁，一旦成为国家的主宰，肩负维护政权的重责时，都不得不从切身利益考虑问题。尤其企图掌控国家权力的政治势力正处于弱势，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在军事、经济、行政都急需扶助的关头，权衡得失，他们所选择的，很可能正是那些所谓的“卖国”之举，包括大借外债、与外国签订有损国家利益的条约、同意外国驻军、获得某个甚至数个强国的支持。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中，对任何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处于弱势的国家政权和政治势力来说，这些问题几乎无不存在，只是在意识形态话语里说法不同而已，既可以叫出卖、勾结、扶植，也可以称策略、结盟、援助，既可以骂为工具，而工具也不妨说成是兄弟国家兄弟党，同一种事情，完全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辞。幸亏有个《布列斯特和约》，既让我们得出了概莫能外的结论，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可供破除极端意识形态语系的案例。从19世纪以来，“卖国”的罪名也一直在困扰着中国当政者和革命者，不论政权如何更迭，任谁都摆脱不去这样的嫌疑，为借用外国势力、借用外债，不得不出让本国权益，而强敌当前时又不能不暂时退让以求保存剩下的国家权利，只是由于极端意识形态话语的导向，有些可以被描黑，有些不妨被美化。假如将所有这些“卖国”之举放在一处相互比较，很难看出各个政权和政党间在这些问题上有多少实质的区别。即便是袁世凯，他在《中日新约》签订后的那些激愤言行，难道他就没有可能让这一条约的未来与《布列斯特和约》同属一个结局？而张作霖在东北与日本的关系，与卖国的严格区分又在哪里？

基于历史原因，在民国历史上，向日本借款、与日本缔约、对日本退让，最容易背负“卖国”的罪名。但同样也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的原因，百多年来中国许多在朝在野的政治家，都与众多日本朝野人士结下深厚的情谊，其亲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每次需要资金支持或是政治扶助时，无论主动被动，首先来自日本——清廷、维新派、孙文、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无一例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最早最多的外资依然出自日本。日本呢，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好像对革命的、反革命的，执政的、不执政的，甚至是对立的双方，只要是中国的，都抱有特别强烈的参与愿望。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日本是亚洲的强国，是距离最近的富国，是文化渊源最密切的近邻，也是眼前最先完成近现代化的国家，而且对中国又最感兴趣，相互影响最深，在很多事情上双方不能不互为首选。在很长的历史中，日本国内各界对中国的热情，几乎与日本军政上下对中国国土的觊觎同处于一个温度；而中国对日本的关注和指望也与仇恨和鄙视并肩而行。否则，很难说明为什么甲午战后中国留日学习反倒形成了浪潮，一直延续至卢沟桥事变，而且，1895年后的10多年竟然可以成为中日关系的友好期；抗战时期的延安，外国人中数量最多的恰恰是日本人，他们后来都成为积极的反战人士；抗战胜利，日本侵略军的一部分俘虏又迅速转入国共双方的部队，起到了重要的技术作用，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员随后顺利转型，投身于新中国的初创；上世纪下半叶中日建交之前，日本民间频繁来华的热闹景象让人根本想象不出这两个国家居然没有外交关系，并且还有一段刚刚发生过的痛苦历史；“文革”期间，日本左翼文化团体对中国更是一往情深，日本激进青年对“文革”的痴迷和对中国领袖的挚爱也不亚于中国人。所以说，中日关系之错综复杂，实在不是简单一句卖国、亲日就能概括的。

有支持有借款自然就有代价，代价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屈辱或不平等的。且不说远的历史，仅19世纪和20世纪，被支持的国家对支持国，尤其是弱国对强国，代价大多是出让国家利益、允许对方驻军、与对方保持一致，听命于对方、尊崇对方为老大、拥戴对方为领袖。这是世界现象，不只是中国一个弱国在那里丧权辱国。20世纪掀起的一场场革命无不力图改变这种国与国间的不平等，但常常适得其反，革命的一方为了借助外部力量取得革命成功时又不得不承认新的不平等，苏联后来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就与制造革命的不平等有着直接的关系。直到20世纪末以来，随着国家主权观在全球深入人心，更由于帝国主义意识、强国政治逐渐衰弱，尤其冷战的结束、许多中小国家的彻底独立，加上联合国的约束作用日益明显，国际各方力量的相互制约，使得过去那种以牺牲国家利益换取支持、以经济援助谋取政治掌控的方式不得不成为历史，各强国、大国、债权国纷纷选择了以经济利益和道义荣誉作为对自己的回报。可以说，这才是世界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至于那些亲这亲那的形容，只是一种浅显的外部判断，实际上，其中多是执政者从自身执政利益衡量出来的政策性选取，恐怕永远都会存在，不能以此来断定其是与非。

今天，笼罩在执政者头上的“卖国”阴影只剩下领土纠纷和边界争端这两项了。两项也不妨说是一项，古已有之。但古人没有领土的概念，只有疆域、家园的意识，其疆域变化无常，其边界模糊随意，属于一家一姓统治者的事情。只有国家主权观普及后的近现代，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才成为朝野的共识，边界勘界也变得格外清晰起来。可是，这也让领土纠纷、边界争端成为全世界的家常便饭。远的地方不说，仅中国与周边所有邻国，日本与韩国、日本与俄罗斯、印度与巴基斯坦、柬埔寨与泰国，无一不存在着领土争端。各方自有一套说法，个个闹得不可开交，多次兵戎相见，多次战火弥漫，经常两败俱伤，既是现实利益冲突的导火索，也是历史恩怨的后遗症，更是政治较量中的民族主义砝码。说这是爱国吧，可此方的得，或者叫“爱国”，必然以彼方的失，或是“卖国”为代价，如果双方都退让，则双方都“卖国”，如果双方都“爱国”，则战火不可避免，打到终了，还是有“爱”有“卖”。领土问题、边界问题，其实已经成为国家政治中的死结，只有需要以民族主义情绪为依托时才可以派上用场，其他都是两难的抉择。在当代国家关系中，解决领土和边界问题，大概只有欧盟的模式最为可行。

就如革命与反革命是一种二元思维一样，爱国与卖国的评价也是两极的，其间还存在很长的距离，人性是极为复杂的，历史也不是简单的，多数人和事恐怕既不能说爱，也无法称卖，仅仅是一种实际利益的选择。不用说在非对外战争时期，爱国与卖国很难明辨，即使在民族危亡关头，爱国与卖国在具体问题和具体人身上也显得色彩丰富，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高宗武、陶希圣、陈公博、宋哲元、张自忠等人抗战初期的经历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复杂性。爱国和卖国实则为两个空泛的情绪化词汇，是将丰富的人性和世间万物简单化的典型表现，游行抗议时喊喊口号，平时发泄发泄情绪，或许还能理解，但作为历史评价和人物论定就显得十分幼稚和浅薄。所以，在历史著述中应该尽量摈弃这一类的词语，而代之以确切的事实叙述和最终的法律说辞。

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吴佩孚，无论如何臧否，他们毕竟都是民国历史上的政治领袖，曾经掌握了中国的最高领导权，尤其前四位，即便在名义上也是中国政府的首脑。曹锟算贿选，张作霖近似自封，可袁世凯却是议会选举产生的，而段祺瑞的国务总理更是依法任命的，所以，在辞书和历史教科书中首先应该为他们正名，起码在共和的历史中，他们领导的政府是我们中国在一个时期中对内对外的实际政府，他们也是我们中国的正式领导人，而不能仅仅用北洋军阀、某系首领之类的语言加以简而略之，甚或予以贬低式的形容。

爱国与卖国，在极其驳杂的人性面前，这样的词汇越少，越表明历史研究接近历史，另外，这种辞藻的多寡，也准确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成熟程度。

作者:顾土，来源: 《粤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