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患有心臟病和糖尿病的上海教區助理主教金魯賢，本名金魯意、聖名：Aloysius。於四月廿七日下午二時四十六分因胰腺癌去世，享年九十七歲
通曉五國語言的耶穌會上海主教金魯賢逝世，享年九十七歲。他曾被中共關押二十七年，一九八二年回復自由後重振上海教區。他主張教廷與中共打交道，因此而被部分教徒對他產生成見；但梵蒂岡最終亦認可其主教身份。
上海金魯賢主教去世，享年九十七歲，是近代中國天主教會飽受爭議、影響深遠的人物。他生長在傳統教會，在歐洲留學，通曉五國語言，有精深的神學素養，一九五五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度過長達二十七年的監禁生活。一九八二年復出後，振興上海教會。他的辭世標誌著一個新舊交接時代的結束，但未來中國天主教會充滿更多不確定性。
金魯賢一九一六年出生於上海一個天主教家庭，少年父母雙亡，他進入徐匯公學，發願當神父，隨即進入修道院學習。就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前幾個月，金魯賢與幾位修生赴河北獻縣耶穌會辦的哲學院學習哲學，親身體驗華北農村生活的艱苦，人民流離失所，對中國修女任勞任怨的奉獻，充滿敬佩。一九四四年回到上海，次年祝聖為神父。
生長在那個時代的年輕人都有一腔愛國之心，金魯賢在回憶錄中，每提日本，必稱「日寇」。他對外國傳教士的感情很複雜，回到上海後，雖然有耶穌會上級欲送他到羅馬深造，遭到當時在上海的法國耶穌會士拍桌子反對，說中國人去了歐洲回來就會不服從、不尊敬外國傳教士，又說中國人沒有資格當神學教授，並指出上海一百年來，震旦大學、天文台、神學院從來沒有中國人進去工作過。金魯賢看在眼裏，對這些有優越感傳教士做出的言行，內心不是滋味，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教會由人組成，一般人的思想境界總是由其背景、民族思想形態所支配，框框重重，很難越過。」但是他對幾位授業師的栽培引導感戴終身。在獄中時天天心中唱的是「耶穌會我的母親」。
後來，金終於成行，在歐洲學習三年，獲得羅馬額我略大學神學博士，一九五一年回到國內，遇上反帝愛國運動，宗教必須脫離帝國主義的控制，教會要「自治、自養、自傳」所謂的「三自革新」。當時上海區主教龔品梅嚴格執行梵蒂岡反共指令，與政府對抗，終於導致一九五五年以反革命罪名逮捕神父、修士及教區中重要人士，金魯賢開始了十八年牢獄以及九年勞改的日子。
因坐牢而逃過文革批鬥
也就因為在牢獄之中，金魯賢逃過了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對所有宗教工作者的狠批武鬥。但是那時日夜背誦毛語錄，早上一醒來向毛主席致敬，晚上睡覺前要檢討自己，向毛請罪，很像宗教儀式，但是這種人造宗教是用暴力強加的。他曾對宗教前途很悲觀，認為在高壓統治下，不可能有任何前途。
金魯賢被分配的勞教工作是翻譯，輾轉旅順、北京秦城、河南新鄉數地之後，來到河北保定第一監獄擔任法文德文小組組長，這個小小的負責人的職務要和公安打交道，卻成為後來耶穌會認為他已「變節」的證據。在這段時間，公安部門耐心勸金魯賢回上海，回復教堂，重辦修院，培養神職人員的接班人，終於他接受了，這時他已六十六歲。回上海後，先任佘山修遠院長，在一九八五年祝聖為上海區輔理主教，後升為正權主教，為愛國會所承認，但沒有得到教宗的任命和批准。在二零零九年的回憶錄上卷《絕處逢生》中，他寫道：「生命就是一連串的選擇……做為耶穌會士，我的標準是『愈顯主榮』，只要為天主有更大光榮的事，我就去做。」他選擇與政府當局合作，是為了教會的發展，然而耶穌會認定他是叛徒，金數次到國外訪問，被拒之耶穌會門外，使他受到無比的創傷，直到一九九三年情況才有改變。
就算最嚴厲批評金魯賢的人，也承認他的「精明」。在他的帶領下，滿目瘡痍的上海教區公開教會迅速回復發展，爭取收回教產，教會財政獨立，同時借重他國外的關係，帶來資源，建立了一百多座教堂、出版社，教友人數超過十五萬，佘山修道院成為全國最優秀的修道院。同時，金魯賢推動當局容許信?恢復在彌撒中為教宗祈禱，使上海成為大陸最早推動中文彌撒的教區。
但是圍繞著金魯賢的爭議一直沒有停止，有些上海老教友認為在五十年代他與當時龔品梅主教持不同看法，等於是出賣了龔。金魯賢在回憶錄中說到他剛從歐洲回國，目擊當時東歐已經紅色，西歐知識分子和工人嚮往共產主義，在這種國際大環境下，冀望國民政府反攻大陸並不現實。他當時建議邀請中國各地主教來上海開個會，商討應變，為中國教會找出一條應變的路線。從未出過國門的龔主教倉促受命，對於當時極端複雜的情況處理上過於依賴傳教士「劃清界線」的立場，缺乏為廣大教友設身處地著想。比起新教與政府當局打交道的靈活性，他認為天主教會牧者思維顯然過於僵化。
中國的天主教會存在分裂的狀態，任何與愛國會有關聯的神職人員都要面臨「正統性」的質問。官方媒體發表金魯賢做為政協委員的言論，加深了部分外界認為他過於向官方勢力低頭的成見。金魯賢與梵蒂岡經過漫長的接觸，達成和解。他於二零零五年以正權主教身份祝聖梵蒂岡同意的輔理主教刑文之，等於向外界宣示梵蒂岡已經認可他的主教身份。次年，受教宗本篤十六世之邀，與另外三位大陸主教出席世界主教會議，但因官方阻撓，未能成行。金魯賢去世後，梵蒂岡萬民福音部秘書長韓大會總主教表示希望參加他的葬禮。官方訃聞將告別式訂於五月二日。
金魯賢晚年一直受接班人安排的困擾。他曾公開譴責教會的功利和世俗化，認為改革開放後的年輕修士和神父，缺乏當年受迫害時那種激情。二零零五年他祝聖了四十二歲的輔理主教邢文之，他是愛國會與梵蒂岡都承認的候選人，這次典禮意義非凡，被視為是結束地上地下教會分裂狀態的一個開端。很可惜的是這位年輕的主教後來因為個人原因離開教會。二零一二年七月祝聖的馬達欽輔理主教在典禮上，宣布不再擔任愛國會任何職務，隨即由主教團撤銷任命，此後一直處於被軟禁狀態，亦未能參加金魯賢追思彌撒。
金魯賢有超人的記憶力，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捕時，所有的日記、信件、個人用品全部被沒收，他在《絕處逢生》的回憶錄中，對人名、地名、事件的細節都記得很清楚。他很敬重梵蒂岡首任駐華代表剛恒毅，推崇他在中國天主教會本土化上的貢獻，此外，他對吳經熊用文言文翻譯聖經新約和以離騷體翻譯聖詠很佩服。當年他在歐洲留學時的同學中，有不少後來成為世界知名的學者和有影響力的樞機主教。例如著名神學家漢斯．孔，因為質疑「教宗不會犯錯」這個教條，被視為離經叛道，曾被若望保祿二世禁止在大學任教神學，金認為他把聖經內古老的?示用現代語言來闡述，不失原意，很了不起。
金魯賢近年來臥病在床，日常事務由今年一月成立的教區內工作小組負責，對於「後金魯賢」時代的發展，一般的猜測是幾年之內上海區不會有新主教。金魯賢在世時，與上海地下教會范忠良主教商討如何促進和解，如今年事已高的范忠良沒有了對話的人，和解的前景更不明朗。
金魯賢二零零七年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說：「梵蒂岡認為我為教廷所做的不?，中方卻認為我為梵蒂岡做得太多，真的很難滿足雙方。」這總結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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