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初艾未未來紐約混，他在紐約的公寓是很多大陸藝術圈留學生到達紐約後的一個落腳點。有一次，外出的艾未未一推門見家裡的地板上睡著兩個人，端詳了一番，確定不認識，他搖醒其中一個，問：“嗨，你們倆是不是走錯門兒了？”
“你是艾未未吧？”
“我是。”
“是XX介紹我們來的，我們今天才到美國，人生地不熟的。”
艾未未想起前幾天XX好像和他說過這件事。他衹是想不出這倆人從誰那兒拿到他家的鑰匙。
這個故事不是僅此一回。
而當艾未未回到北京後，這類故事仍在續寫。有時候有朋友在他家與艾未未夫婦聊著天，就見從客房裡鑽出一個睡眼惺忪的人來。
艾未未身邊總是熱鬧的。衹要在北京，他常常是和一大群認識與不認識的人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吃晚飯。他們交換著新近淘來的古董， 研究著不同年代玉器的花紋，他們也會為一個問題爭得面紅耳赤。“你有你的觀點和原則，總會有人認同你，你想孤獨都難。我從不擔心我的方式會把所有人都趕 跑，”艾未未說。
值得一提的是，艾未未很重視吃飯，而且一定要從容地吃，吃飯不能趕時間。
ELLE雜誌的記者曾 這樣描述艾未未：他說話聲音很低，要專心聽才聽得到，但柔和安詳的話音不代表他的話語同樣柔和安詳。他表述自己的觀點時幾乎不考慮聽眾的承受力，而只用他 認為最準確的方式抵達他看到的本質。他反感回避、曲解事情的真相，也反感虛偽的逢迎、不敢堅持的態度。
但是，和艾未未討論問題你不能 有什麼立足點，他會讓你無立錐之地的。但你如果以為艾未未的很多觀點是有“道理”的，就可能會走入歧途。事實上，他的很多表述是有邏輯、沒“道理”，你很 可能跟著他的邏輯一路辯論下來直至詞窮，回到家細想全程，才發現你被他帶入了一個偽邏輯的陷阱。比如他有一次追問一個人： “提到中國你會想到什麼令你感到驕傲的？”
“五千年文明史。”
“那是過去的事了，說現在。”
“大好河山。”
“那是自然幹的，不能算中國人自己幹的。”
艾未未就是這樣剝離人們習慣中對一個國家的概念。在他的行為方式和思考取向裡，他推崇具有顛覆性的現代意識。
“現代性就是一個人從現實生活中超越出來的能力，是在下沈的生活中失重的能力。所以我不想和諧，也不想和主流靠得太近，這樣我能更超脫。”
基於這樣一個觀念，他對好朋友顧長衛的《孔雀》一方面給予了熱情的讚美，認為“他準確而深情地表現了中國小人物的生活和命運，那是一種已經重複了很多年而且將繼續重複下去的生活和命運”，另一方面，他認為這同時成為了這部影片的缺憾。
知名導演馮小剛在《我把青春獻給你》一書中，有一章節專門寫到了當時在紐約混的艾未未。那是在91年，拍《北京人在紐約》的時候。
艾未未是鄭小龍請來為劇組幫忙的朋友，也是北京人，曾是“星星畫派”的主要幹將，於1978年就讀於北京電影學院美術系，同期的學生，日後成為中國電影 “第五代”。大學讀了不到兩年，煩了，覺得沒勁了，毅然決然放棄學業來到紐約。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在紐約呆了12年。他是一個前衛藝術家，住在曼哈頓 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間的第七街上，那一帶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樣不著調的藝術家，也有光頭黨和爆走卒，同時那一帶也是紐約販賣來路不明商品的黑市。艾未未和 那一帶的黑人兄弟親如一家，彼此見面，不是FUCK這個，就是FUCK那個。他喜歡惡作劇，善於隨心所欲地把兩種不相干的事物嫁接到一起，使它們產生一種 新的含義。比如說:他會把一個籃球裝進一隻編織袋中，從樓頂上拋下，看著一隻編織袋在街道上彈跳，令許多不知其中奧秘的行人紛紛駐足觀望，百思不得其解。 再比如：他從黑人手裡買到一張文革時中國出版的塑料唱片，內容是，中央臺播音員字正腔圓朗讀的毛澤東著作《老三篇》。艾未未找來老式唱機，接上喇叭，開足 音量，讓毛澤東思想嘹亮地響徹在紐約的第七街上。
艾未未為人仗義，朋友也是五行八作幹什麼的都有，92年的聖誕節前夜，我在他的地下 室留宿，遇見一個韓國人來串門，剛坐下，就被艾未未從後面用塑料袋把他的腦袋套上，一邊擰緊塑料袋憋得韓國人滿臉通紅，一邊對我說:這小子是個賊，好好搜 搜他，身上一定有好東西。韓國賊拼命掙脫，從懷裡掏出一個紙袋子，說了一串韓國式的英語，把紙袋包著的一瓶酒鄭重地送給了艾未未。
韓國賊誠懇地說：我今天沒偷東西，這瓶酒是我自己花錢買的，送給你作為聖誕節的禮物。
事後艾未未對我說:我來紐約12年，有兩件事讓我體會到人間尚有真情在。一個是每年過生日，我自己有時都忘了，但大西洋賭城從來也沒有疏忽過，一準寄來生日賀卡。再有就是這個聖誕節，收到賊的禮物。他強調說：一個賊，能自己花錢買禮物送人，可見這種感情是多麼的真摯。
說到艾未未和賊的感情，讓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們在他的地下室拍戲，負責外聯的李爭爭突然跑進來，對我們說，他車上的一個價值200美元的音響被人敲碎 玻璃盜走了。未未聽到後，出去轉了一圈，只花10美元，就從一個黑人手裡買回來了一個音響，送給了李爭爭。李爭爭看見之後驚呼：這就是我丟的那個。
那時我們兩人經常開著車在長島上盲目地東遊西逛，他常常指著一座座花園洋房對我說:這些都是垃圾，應該炸掉。看到我露出不勝向往的貪婪目光時，他也會一 臉壞笑地補充說:可以給你留下一幢。那時他就反對建築和裝修有任何抒情的傾向，喜歡冷酷、喜歡簡單，就是現在常說的“簡約”。12年前，他曾對我說：你回 到北京以後買一塊地，我給你設計一個房子，保證花錢不多，又非常牛逼。我現在還隱約記得他的方案，他說：你買四截加長的集裝箱貨櫃，彼此銜接組成一個 “口”字形的建築，從外面看不到一扇窗戶，甚至也找不到門，就像一個金屬方塊，所有房間的采光都是從裡面的天井獲得。我當時聽了，熱血沸騰，滿處打聽買一 截最長的集裝箱得花多少錢。
回國後，離開了艾未未的影響和灌輸，審美觀再次墮落到了庸俗的軌道上來。12年後，艾未未終於在中國找到 了一位勇敢的實踐者，此人就是北京房地產界另類，潘石屹先生。潘石屹被艾未未蠱惑，在長城腳下，投巨資造了十幾幢巨冷酷的房子，令人看上去不寒而慄。前往 參觀者生怕自己不識貨，異口同聲說“牛逼!”一方面，極大地滿足了潘總的虛榮心；另一方面，也把他的資金牢牢地凍結在八達嶺的寒風裡。這些冷酷的房子，如同一件打濕了的棉襖，穿在潘石屹的身上，脫下來冷，穿著更冷。
現在冷酷和簡約已經在北京蔚然成風，每次看見那種裸露著水泥牆、水泥地面，大鐵罩子吊燈，黑房頂的裝修方案，我就馬上會想起艾未未。我老想告訴那些自認為很酷的人，你們太落後了，要知道，12年前的艾未未就已經很冷酷，很簡約、非常水泥了。
說到艾未未一不小心打了這麼大的一個岔，沒辦法，衹要是提到紐約的事，就不能不說他，有他在紐約，那裡就是一個充滿刺激和活力的城市。許多年後，我再次回到紐約，那時他已經回到北京，我發現缺少了他的紐約，城市竟變得非常平庸。（《明鏡月刊》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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