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編譯 蕭憲聰
封閉式社會和政治系統為國家產生劣勢
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如期閉幕，國務院新總理李克強隨後在人民大會堂與中外記者見面並回答提問。這場記者會的特殊意義在於，外界將第一次見到李克強作為總理在言論上、思想上的具體呈現，而且與十八大後習近平的講話不同，李面對記者提問勢必有所互動，因此格外受到關注。針對經濟，李克強回答《人民日報》時說：“第一，還是持續發展經濟……保持經濟持續增長，防範通貨膨脹，控制潛在風險，使中國經濟不發生大的波動。” 為達到如此的目標，政府必須開展多方改革，且“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李克強：改革貴在行動。
然而，美國Policymic新聞網記者雷切爾·威科（Rachel Wolters）卻持不同看法，他認為中國自鄧小平時代以來所取得的經濟成果，很大程度是仰賴外國技術、創新和投資，換句話說，中國經濟得面對太多外界的不安定因素，所以就算2010年前能保持經濟增長率平均10.4%的驚人成績並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但2012年出口量在大環境不理想的情況之下暴跌了25%，使中國“未來的生存能力受到深深疑問”，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沒想像中那般堅不可摧。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共無疑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改革開放是一重大進展，但封閉式的社會和政治系統同樣為國家產生劣勢。威科認為，共產黨嚴格控制言論自由，必然阻礙了創造力和企業家精神，從而對長期經濟增長以及可持續發展造成威脅。西方之所以在工業革命後取得長足進步，通過創新與想像力培育而成的新技術功不可沒，但中國一來曾經鎖國，先天已失調，二來當前政府又不容許人民說真話、求真相，實在很難想像國家以後會變成什麼模樣。
李克強的講話也提及研發、收入分配與網絡將是他領導下的重點，然而威科指出，李跟過去的總理或領導者其實沒有太大不同，就算措辭感覺不出來，頭號任務仍是鞏固共產黨權力為主，尤其面對日益嚴重的經濟衰退，李必須加強社會控制和進一步限制個人自由，以減少對黨的反對。
兩大秘方：社會控制與經濟增長
“社會控制”與“經濟增長”向來是中共維持統治的兩大秘方，我們也能合理推論，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共產黨絕不可能釋放更多的政治或言論自由，天安門廣場的惡夢始終盤旋在領導人腦海裡。如中國政治專家，同時也是克林頓政府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指稱：“對中共高層而言，畢生最不願見到的場景是由失業工人、農民與高度不滿的學生組織而成所進行的全國性抗議，政權顛覆的陰影永遠揮之不去。”
儘管如此，社會的抗議活動依舊節節高升，自2006年到2010年短短幾年，所謂的群體事件即成長一倍，至每年18萬起。威科說，中共面臨兩個相互矛盾的選擇：追求社會“穩定”抑或是社會“發展與繁榮”？目前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會在不久將來步上西式民主之路。因此威科提出的結論是，與其說中共關注經濟與民生，倒不如說他們更在乎本身的政治生命，但在一黨專政前提下，威科相信中國不太可能實現李克強倡導的可持續經濟增長。
一黨專政竟有能耐走到今天這一步
另一方面，習近平與李克強能分別成為黨內第一人與第二人，自然有他們獨到之處。巴基斯坦國際性報紙《快訊報》（The Express Tribune）指出，想在中國的共產黨、解放軍和政府脫穎而出並不容易，其中以習近平為佼佼者，上任不過幾個月已集四大權位於一身，除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與總書記等頭銜外，他同是中國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會的第一把交椅，眾人以他馬首是瞻。
根據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政治系教授羅德明（Lowell Dittmer）的研究，中國精英政治裡的互動分為正式和非正式兩層面，非正式領域往往涵蓋“關係連接”與“政治基礎”，加上黨國密不可分，很多在黨位居高位之人同時也是國家級領導人物，均使該國政治變得高深莫測，無法按民主常理理解。以總理李克強為例，他通過全國人大2949名代表選舉出來，然後再親自挑選30名成員組成國務院（也就是外國媒體常稱的內閣），負責政府日常事務。
但必須謹記在心的是，統治國家的實際權力是落在政治局七名常委身上的，常委會的會議由總書記主持，關於國外和國內政策的關鍵方針都是出自於他們之手，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僅僅發揮橡皮圖章的作用，授予領導決定該有的合法性。
任誰都看得出來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但一黨專政有能耐走到今天這一步，對西方政治哲學強調的“資本主義”與“民主”是很大的衝擊。西方人認為民主與富裕是一對雙胞胎，誰也離不開誰，持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者則聲稱，民主國家不會輕啟戰端，理性選擇派（Rational Choice）也堅持，只要全球主要經濟體都採行民主制度便不會發生戰禍，然而中國的經濟成就與和平崛起，卻大大違背西方世界向來深信不已的真理。有趣的是，這並不意味著國內安然無恙，相反地，越來越多跡象顯示中共已來到臨界點。
無論如何，中國新掌權的政治精英，比起過去的領導更了解西方國家，或許當他們面臨一連串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棘手難題時，可以用更開放的心胸學習他國作法，否則國家30年來創造的奇蹟極有可能毀於一夕之間。（《明鏡月刊》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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