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16日星期六

羅斯福埋下共產黨最終獲勝的種子


誰輸掉了國?(2

明镜新闻网編譯蕭伃君


對羅斯福的批評

  林霨表示,戴維斯的《回憶錄》可以以兩種方式閱讀。其中一種是將此書視為中國政治的評論;作為中國通的戴維斯的自傳,有相當多對當時中國情勢的描述與看法。此書對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以及圍繞在他們身邊的外國仰慕者皆有相當不留情面的批評。那些外國仰慕者包括了在重慶不斷地提倡以空軍為主的對日抗戰策略(這對史迪威則是個詛咒)、以飛虎隊聞名的陳納德將軍(General Claire Chennault)、以及同時身為戰略情報局官員和記者的約瑟夫艾爾索普(Joseph Alsop)等等。

  但是,林霨認為,戴維斯的這本《回憶錄》讓人驚訝的地方(也是另一種閱讀此書的方式)是,戴維斯對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嚴厲批評,戴維斯對羅斯福的分析和批評比對其他中國人物都還來的更整全仔細。林霨稱,在書中我們將可以看到羅斯福缺乏深慮、業餘式的對中政策不只讓像戴維斯這種專業外交人士感到疑惑,同時也在戰爭初期就埋下了共產黨最終獲得勝利的種子。


  
羅斯福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他對中國現實的神祕式理解。


許多有關中國共產黨最終勝利、以及討論美國是否對其有貢獻的評論皆只專注於二次大戰的結束以及其後的戰後時代,但是,戴維斯的《回憶錄》提醒了讀者羅斯福政府的中國政策是如何地糟、有什麼樣的負面後果、以及從多早開始就已經如此。羅斯福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他對中國現實的神祕式理解──他將中國視為是戰後世界的四大強權之一,並將蔣介石置於與斯大林、邱吉爾和他本人同等級的級別當中。這樣的觀點是中國政府大力鼓吹的,也是羅斯福一直沒有擺脫的幻象。


  中日交戰戰場


  的確,蔣介石在1928年算是成功地統一了中國,即使這個統一是極其脆弱的。但是,1931年在日本併吞滿洲後,中國與日本的戰鬥也於焉展開。中日之間的戰鬥在1937年日本侵略包括上海的中國中心後轉為全面戰爭,蔣介石也將他底下由德國訓練的精英軍隊投入戰場。當蔣的對日抗戰節節退敗時,國民政府也進入了長期、血腥的撤退──經由南京(日軍展開屠殺地點)、沿著長江往上退到武漢(戴維斯曾在此任領事)、最後到達了中國西南邊的重慶。重慶之所以被選為最終避難地是因為它位於險峻的長江三峽之上,陸面的軍隊無法跨越,因此它是中國僅有少數日本軍無法到達的地點之一──除了空軍:日本軍定期地對重慶展開轟炸。

  美國在194112月進入二戰時,面對的就是這樣的悲慘情況。以戰略上來說,儘管中國仍在各地與日本交戰,但當時的中國可以說已經是強弩之末。它對戰爭的貢獻能力完全不能與英國、蘇聯和美國相比。不只如此,在中國內從來不具有完全權力的國民政府也大幅地被削弱,但與此同時,使用低傷亡率的游擊策略進行戰鬥的共產黨的實力卻逐漸地在增強。

  美國其實也沒有給予中國非常大的幫助。華盛頓認為,歐洲才是主要的戰場,這意味著,在1942-1943年間,美國給予戰爭中的中國的物資,與給予歐洲和蘇聯的大量資助相比,僅僅是“滴水般的程度”。1944年,與日本的全面戰爭幾乎使得蔣介石政府倒台,華盛頓一時之間也亂了手腳。但是,這依然沒有改變羅斯福的策略:羅斯福的“地緣政治的假設”依然健在,他仍認為,中國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可以在戰後成為世界強權。

  林霨指出,羅斯福的預想結果,只有在美國將中國的對日戰場視為主戰場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如果美國將大批軍隊送往中國、系統性地建立國民黨的軍隊、並幫助中國由南往北進攻、一戰役一戰役地奪回被日本侵略的中國領土,如果美國像它在歐洲做的那樣幫助中國,羅斯福的假設結果才有可能成真。但是,事實是,美國並沒有選擇這樣的作戰方式,而是選擇了不會造成過大傷亡的戰略──跳島作戰(island-hopping)和轟炸日本。


  羅斯福的誤判


  戴維斯觀察到,在不全面性地加入中國戰場的前提下,羅斯福政府能做到的最大幫助就是“為蔣介石提供一位高階軍官作為顧問,也是美國將對中國進行更大援助的先行保證。”

  戴維斯與一些外交官員當時已在進行一些重要議題的討論,例如,如何與一個充滿派系競爭、軍隊正在被榨乾的中國政府一同作戰;對日作戰的戰略,要以中國或是太平洋為基地;如何處理斯大林最終不可避免將提出的延展至滿洲的領土要求等。但是,羅斯福當時卻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反而是毫無根據地對蔣委員長寄予厚望。羅斯福認為,四大強權是否能取得勝利以及正義的和平是否能建立皆倚賴於蔣介石,因此他避免與蔣介石產生衝突。

  情況更糟的是,羅斯福是一個“政治人物而非行政官員”,習慣避開或削弱正式官場的作法,將他的國務卿們視為“招待員”,然後,與特別助理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自行策劃外交政策。林霨認為,戴維斯對羅斯福的這種作為的描述是此《回憶錄》的最大亮點。

  最值得注意的是,戴維斯對羅斯福的私人使節(一個羅斯福喜愛使用的權宜作法)的描述,他們定期地飛到重慶,卻沒有清楚的權限,同時,卻又過度膨脹中國作為戰後強權的想法、讓中國人產生不切實際的期待、並完全模糊了責任和指揮的界線。(《外參》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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