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編譯 歐果果
如果你是一名作家，想寫一本小說跟現代中國有關，那你必須避開下列時期：1959年至1962年的大飢荒、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的“六四”事件，否則的話，你的書很難在中國本地出版；同理，如果你是一名編輯或記者，你必須了解哪些題材是可以不受拘束地報導，哪些需要通過謹慎處理，還有哪些是連碰都不能碰，要不然你很有可能被調離現職，甚至飯碗不保。
這就是中國出版業面臨的審查現狀，沒有人得以倖免。政府宣傳部門每天下達眼花撩亂的命令或不厭其煩召開會議，“善意提醒”媒體工作者什麼事情可以說，什麼事情不可以說，幾十年下來，這些禁令與文件層層堆疊，幾乎跟喜馬拉雅山一樣高。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2013年5月3日世界新聞自由日當天，國際筆會發表報告《當今中國的創造力與限制》（The PEN Report: Creativity and Constraint in Today's China），邀請中國作家余杰、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等出席新聞發布會。這份評估中國言論自由狀況的報告歷時五年才完成，紀錄2008年以來數量日益升高的迫害事件，包括西藏、新疆、蒙古等地100多位遭受關押或被迫流亡的作家的故事，此外還有十位異議作家如縢彪、唯色、廖亦武、慕容雪村、戴晴和高瑜等的文章，描述在嚴格審查壓力下的生活。
自第一本長篇小說《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問世後，本名郝群的慕容雪村儼然已經成為中國新銳的文學明星之一，同時也是國內審查制度最尖銳的批評者。《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便引用了《當今中國的創造力與限制》裡面慕容雪村之文，討論審查如何貫穿中國社會所有層面。
慕容雪村指出，高高在上的政府發言人曾多次宣布，中國人民享有廣泛言論自由，但對於一般公民而言，言論自由具有三層意義：第一，政府所允許流傳的信息，我們享有充分的討論自由；第二，政府認為應該謹慎處理的信息，我們享有部分自由；第三，政府下令屏蔽的信息，我們享有不可知的自由，誠如前人有訓：“當一個人知道太多就會變成一件危險的事。”
1931年《中學生》雜誌曾向魯迅提問：“假如先生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將對他講怎樣的話？”魯迅答：“我要先問問你，我們現在有言論自由嗎？假如你說‘不’，那麼你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假如你竟以‘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點什麼，那我就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自由。”然而魯迅逝世70幾年後，中國人似乎已遺忘這位中國現代文學的創始者，他的作品不見於教科書中，傳遞給後代的使命也尚未完成。
管控言論的效果會越來越低
當我們深入觀察中國的說話環境時，不難發現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面。慕容雪村提到，每座城市、每家出版社以及每位編輯都有自己的標準，舉例來說，同一篇文章可以在廣州發表，但到了深圳被禁，或通過修改才能在北京出版，這並不罕見，編輯甲認為可發行之書，極有可能被編輯乙視為危險之物。
所有媒體和出版機構不得不服膺於政府之下，員工接受由政府提供的職級、待遇和福利同時，必須忠貞不二地服從政府，包含事先審查，宣傳部門控制媒體的策略很簡單也很有效──不要殺他們，讓他們生活在恐懼中，因此在龐大壓力下，每一名媒體工作者都不得不承擔起“自我審查”的責任，確保每一篇文章無害、沒有反動意識、不色情、不灰暗且對國家不會造成負面影響。一些退休高官樂於參與審查這個偉大事業中，只要他們發現不適當內容，就會拿起電話向政府報告，他們從不認為自己所作所為是可恥的，相對地，他們充滿“正義感”，誤以為這是保衛祖國之舉。
不過人們不用太過悲觀，如慕蓉雪村所指，過去十年中國的言論自由開始得到顯著改善，但這不是政府主動去推展，而是他們管控言論自由的效果只會越來越無力。眾所周知，在科技與日俱進的互聯網時代，中國政府每天研究新的封鎖技術，像是建立敏感詞詞庫、採用最先進的防火牆技術，並聘請大量專業人士來維護。中國屏蔽任何可能威脅政權的外國社交媒體如Facebook和Twitter，再以掃除色情和打擊謠言為由關閉國內網站。
或許這些手段非常強大和可怕，但政府面對互聯網總有力不從心的時刻，一切猶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況且互聯網的“根”從何追溯起？網際網絡帶來去中心化的新穎概念，網上內容不再由專業網站或特定人群產生，而是經過全體網民共同參與、共同創造的結果，任何人都可以在網絡上表達觀點或製造原創信息，從而讓互聯網變得更豐富、更多元化。
精明的網民要在監管法令中間找到縫隙並不困難，溫州動車事故、烏坎抗議事件以及陳光誠接受美國庇護等事都是在政府採取禁令前就已掀起滔天巨浪，越來越多人加入互聯網來發表意見和宣傳政府不欲人知的秘密，這是不可逆的事實，他們同樣懂得規避審查，於是1989年以“1990前一年”稱呼之，6月4日變成5月35日，王立軍化名王麗娟，大家都知道這些在講什麼，審查官員卻不見得，他們防不勝防。
獨裁者與作家互相對立
而提到國際筆會，便不能不說說曾任會長的作家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他是魔幻寫實主義大師，最著名的事蹟發生於1989年，其作品《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因為責罵伊斯蘭教的不公平，被伊朗精神領袖魯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下達法特瓦（fatwa，一種宗教裁判令）追殺，當然魯西迪目前還活在世上，但經此事之後，他對言論自由的議題格外關注，莫言獲諾貝爾獎一事引起西方知識界極大爭議與批評，當中最直言不諱者正是魯西迪，他指稱莫言是“政權下的懦夫”（a patsy of the regime）。
2013年5月2日接受《大西洋月刊》採訪時，魯西迪表達了對中國言論自由受限的看法。記者首先問道：“政府為什麼害怕文學？假設一下，如果中共讓作家寫小說不受騷擾，是否會變得更好？”魯西迪回答：“在我的觀念裡，政治家和作家都試圖塑造社會願景，提供公眾或讀者關於世界的看法，但當中可能有不利獨裁政權的元素，獨裁者要縮小如此界限，作家則要勇於突破界限，所以根本上彼此是互相對立的。”
魯西迪是西方世界最直言不諱批評莫言的人。
記者又問：“你曾批評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是一個‘懦夫’，中國作家是否有社會責任反對審查制度？或只能消極地不去捍衛它？”魯西迪表示：“我不覺得作家應該被逼到絕境，很多人才華洋溢，但就是不適合他所處的政治環境，我們不能強迫作家做出決定。莫言的問題不在於他沒有反對審查制度，而是他支持，這令人不安。”的確，莫言在瑞典接受訪問時，把言論審查比喻成機場安檢，是“有必要的”。另外，他拒絕簽署已有130位諾貝爾獎得主簽名，呼籲中國當局釋放劉曉波的請願信，2009年文學獎得主德裔羅馬尼亞人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便說，把獎頒給莫言是一大災難。
魯西迪也提到，他會對中國審查困境感到興趣跟1989年有很大關係。1989年世界上的共產國家一個一個走向瓦解，緊接著是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前南非總統，長期領導反種族隔離運動）重獲自由，自然我們也不會忘記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這些事件加總起來讓魯西迪開始注意中國的自由問題，然而魯西迪並非樂觀主義者，因為中國向來迫害異議人士的手法殘酷，劉曉波和劉霞的例子舉世皆知，政府善於壓制，而且可以很無情，短時間內恐怕很難有所改變。
儘管如此，現在中國希望在國際事務中有更顯著的作用，希望其他國家能把中國視為重要強權，贏取權威、尊重和話語權，上位者終究會意識到打壓人權與自由的眾多舉措只會損害自己聲譽，如魯西迪指出，為了自身利益，中國將調整路線，成為緩和鎮壓的專制政權。（《明鏡月刊》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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