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我为什么要去万圣书店

我不去书店，我又去哪里呢？
　——题记1

我不会顺着你的眼光看问题。
　——题记2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卫平

一，不让我去万圣

2011年10月29日，贺卫方教授与我都遭遇了警察上门限制，不能去海淀区的万圣书苑参加这个书店的18周年店庆。通知是临时来的，我毫无思想准备。实际上我是在小区早餐店里遇到了我的警察，我们都在那里排队等早餐。出于友好，我们还将各自买来的早餐合在一起，就像老朋友那样一起用餐，然而很快得知不允许我这天去万圣书店。我难以抑制自己的狂怒，几乎在早餐店大叫起来。已经有其他用早餐的人，开始用奇怪的眼光打量我们这个桌子。如果不是及时离开，我会在那里发表一个临时演讲的。

我问理由是什么？解释是上级领导认为“不能去”。我问上级领导的理由是什么？解释是“上级领导认为有理由，那就肯定是有某种原因”。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解释是“有些原因我们也不太清楚”。

然后又问我去万圣做什么？这个问题几乎把我难倒了，我感到目瞪口呆，一时语塞。我去万圣做什么？！一个读书人，难道需要向别人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去书店么？我一定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么？我不去书店，我又去哪里呢？面对这个问题让我感到耻辱，听到这样的质询让我羞耻万分。我喊道：“这个书店我去过100次了”。

我感到浑身发抖，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平生第一次大声开骂。我骂想出这个主意是个“大粪的头脑”，不让读书人去书店，这个人就是一个“大粪的人”。我问警察“你们让自己的孩子读书么？”“你们与书店作对，与文化人作对，你们想让自己的孩子变成什么？是文盲还是流氓？”但是很快，我也意识到这些针对警察本人的言辞有些不当，后来我向他们道了歉。

阻拦贺卫方教授与我去万圣，这件事情也许比人们想象得要严重。我们仅仅是去一个书店，它是一个完全公开的、人人都可以去的场所，尤
其是文化学术人最喜欢去的一个场所。这个书店合法公开经营了18年，起码为海淀区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与许多朋友都是这个书店的常客，我们书架上的许多书籍都来自这个书店，我们也在这里会面新老朋友。我们许多愉快的记忆，都与这个书店相关。这一天书店正常营业，即使是店庆，也完全是正常范围，即使我们去签名售书，同样是正常范围。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最为日常的生活当中，而且是在每个人目光所及之内。


二，你读荷马的时候，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巨人

这件事情到底伤害了什么？下达这样的命令，忽视或抹杀了人们生活中的什么东西？它从我们的生活中拿走了什么？考虑这样的问题，在有些人眼里也许显得过于奢侈。那个下达这种匪夷所思命令的人，他如果就这个问题停留过一分钟，他就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我们不需要将这位官员的头脑安在自己的肩膀上，从他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得出与他一模一样的结论，将他一手制造的现实全盘照抄和接受下来。被这个人和他所属的系统所损害和抛弃的东西，需要将它们找回来。

如何形容一个读书人对于书店的向往和喜爱呢？如何描述当他/她动身去书店之前，那种满腹暗喜呢？他/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欢乐，这将会是一趟最为愉快的行程。那些摆放整齐的一排排、一摞摞的书籍，装帧和颜色不同，大小和厚薄不同，字体和版式不同，学科和作者不同。那些书们从地面上开始升起来，一直爬到高高的书架上，在房间不同的角落里静静地站立着，形成一个斑斓迷人的宫殿，那才是一个绚丽的共和国，一个肤色语言应有尽有的联合国。哦，一个没有硝烟战火所有人的去处。

当我这样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心里也充满喜悦，对不起，我脑海里想着的还是万圣书店里的那个摆放的格局。我熟悉这个书店的每个角落。我还想起了这个书店早年在清华东街里的那个小屋里拥挤的模样。我始终认为这个书店的老板刘苏里先生，是因为想让自己读得更好更快，读在任何人的前面，才改行创办这个书店的。大部分书即使不买，看看也是好的。大部头的书即使买不起，翻翻也是好的。有些书太沉重了，背不回去，那就想想办法。前几年，我女儿一旦得知我到了万圣，她就开始给我发短信，或者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蹭我给她买书。这种时候感到孩子需要我，心里真是美极了。我喜欢苏联诗人布洛茨基那句话，“以国家图书馆来代替国家的想法，不时地造访他”。这个人因为“社会寄生虫罪”曾被他的国家被判强制劳动5年，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他说了这番话。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他的国家将他视为敌人。

接下来，又该如何来描述在膝盖上打开一本书的喜悦？如何传达阅读一本书、跟着一位没有谋面的作者，穿行在字里行间的那种心醉神迷呢？这位作者这时候你可以将整个现实抛在脑后，仿佛自己也不存在似的，津津有味地跟着一位未曾谋面的作者，随着他的指引，去往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度。不，实际上是你自己踏入了这个国度，是你运用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力，才激活了那些沉睡的文字，将其中的智慧、美丽活生生的再现出来。那些新鲜活泼的词汇，像春天里田间奔跑的野兔，在你心头欢蹦乱跳，或者像森林里的鹿群，一头接着一头撞进你的怀抱。

大学时代有一个同班同学也是好友张伯伟先生，如今是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的大学者，我们一起读诗。他敏锐地发现他自己与我的不同：当他读到一首诗，其中的句子能够出人意表地表达那些古已有之的思想感情时，便会感到十分满足，因为别人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难以表达的；他是古典的和优雅的。而我的乐趣正好相反，我喜欢的诗歌要能够在我面前打开一个新的世界，提供一个崭新的地平线，让我看到此前没有看到过的神奇景象，我才能够满足。比较起来，我是探索的和冒险型的。

“该是说明我自己的时候了——我们站起来吧。
凡是已知的我就把它剥下丢掉，
我带着男人与女人一起步入‘未知’世界。
出生给我们带来了丰满和多样性，
更多的出生带来了更多的丰满和多样性。
我不会称某一物比较伟大，另一物比较渺小。
凡是占领了自身的时间和空间的事物，那就和其他事物完全等同。
一切力量都一直被用来完成我并使我欣喜
现在我和我那健壮的灵魂就都站立在此地。”
（惠特曼《我自己的歌》）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从这样的句子中尝到甜头，让其中饱满的液汁来浇灌自己的思想感情，来培育自己生命的根基，这会对她的一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她会变得无法抗拒来自书本的诱惑，她知道当她低下头来，再低一些，把头埋进书页之间，就有一个神奇的王国在眼前升起，并依次打开她的美丽，让人惊讶不已。而如果再合上书本，巡视四周，就会觉得周围的世界都像被清水洗过，一切事物看起来更加富有质感，像它们自己，是它们自己。就像有人说过的，你读荷马的时候，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巨人。到现在我也离不开惠特曼，前不久将他的这个句子贴到我的微博上面：“我听见人们指责我说我企图破坏社会制度，/但是我实际上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社会制度，/（我怎么会和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呢？）”我喜欢其中怎么会和社会制度“有什么共同点”这句。

我希望警察较少地搅扰我，于是反复对他们说（也的确是我的实话）——我有我自己的工作轨道，有我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领域，我从我的专业工作中所得到的乐趣是无限丰富的。而专业领域实际上是多么地难。能够在专业领域中的向前走出小一步，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细节还不够完美，其中的吸引力足够令人欲罢不能、欲罢不忍。做这样的工作，令我心迷沉醉。我也不知道这些话他们听进去了多少，明白了其中多少。但是，如果我不想把他们的工作框架变成自己的工作框架，仅仅通过他们的眼光来看世界，我就得这么说。

这其中的“专业工作”需要换一个词，那就是“精神活动”，后者才更加恰当。这是一桩多么艰难的事情啊，想要向人指出“精神活动”的种种好处：谁能解释晚上在灯下阅读一本适合自己的书，比去买醉乱糟蹋纳税人的钱要更加快乐？谁能够解释一个人在书房里与古代圣贤或现代智者倾心交谈，比战战兢兢地伺候上级领导喝好酒要有意思得多？谁能够解释扩大自己头脑的界限，比扩大手中权力的界限，更加令人情不可抑？谁又能向那些在饭桌上调戏或者酒后强奸自己女同事（女干部）的人说，除了这个，你还有其他一些更加有意思的事情可做，你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一些，对自己的评价更高一些？这个没有办法想。许多年前，我读到这位英国人克莱夫?贝尔所说的——也许只有把天堂打开让他们瞧一眼吧。然而如何让他们瞧一眼呢。我觉得这个人说得对极了。

也许读书或者听音乐、看画展本身不是最主要的，它们只不过是某种途径而已。读书也不是为了向人炫耀，自己多么有学问，学到了许多别人没有学到的东西，从而可以洋洋自得，觉得自己高于别人之上。这种态度不可取。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了高于他人之上，觉得自己可以俯瞰他人。


三，我自己的秘密和标准

说读书（听音乐、看画展）是一种途径，它是什么途径？答曰：达到良好的精神状态。达到良好的或者美好的精神状态。

前不久有一位年轻朋友，在新浪微博上留言，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些书让他在出门旅游的时候看。在我给他推荐的一堆不靠谱的书里，有一本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问题的核心》，我年轻的时候将这本书忽略了，两年多前第一次见到它之间，甚至没有听说过它。小说写的是上个世纪40年代英国在非洲某殖民地官员斯考比，因为要借钱送精神苦闷的妻子去南非度假，无奈之中向一个奸商借钱，受到他的威逼利诱，内心受到很大压力。一个充满怜悯和责任感的人，一切替别人着想，但是却在人性的泥沼里越陷越深。他的同情心成了他的致命伤，他身上的人性加深了他的危机和灾难。

这是一个普通人走向炼狱乃至地狱的过程。这类人物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罪与罚的人们有点相似。但是在一个英国作家笔下，即使是人物纷乱的精神状态，也都变得井井有条。作者叙述的笔调那样清晰、从容和优雅。

“每逢黄昏，港口会变得非常美丽，这种美丽大约持续五分钟之久。白天显得那么污浊、丑陋的公路，呈现出像娇嫩的花朵般的淡红色。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刻；一个永远离开这个港口的人，在伦敦的某一个灰暗、潮湿的傍晚有时候会记起这种转瞬即逝的辉煌绚烂来，他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自己过去会厌恶这个海滨，他们甚至在把一杯酒关到肚子以前，渴望回到这里来。”（傅维慈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第27页）

“五分钟的美丽”，在这之前、在这之后，眼前的环境看上去是丑陋的、混乱的、难以忍受的，但是有那么“五分钟”，一切变了一个样儿，所有那些刺耳的、嘈杂的东西变得服服帖帖，那些凌乱的、丑陋的忽然有了形状，灰暗的东西突然放出光彩。生活由此而产生一个完整的形式，变成了可以把握和理解的东西。而当从前生活的某个地方成为一个伤感的对象，它本身就在这种感情中被提升了，不管曾经它是多么令人厌烦。这就是文字的神奇，是想象力的神奇。这种神奇的力量，将生活提升到我们面前，悬挂到我们面前，某种光亮在一片灰暗的背景上突然显现，照亮了我们的生存。

我也是带着一脑门子乌云回到家乡的。在这之前一个多月，刘晓波因为08宪章被抓，同在宪章上签署的人们感到震惊和受到伤害。我先是写下了《我们与刘晓波不可分割》的文本，继而在朋友当中寻求签名。这之后短短二十多天之内，我一口气写了五篇文章《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签名》、《宪章体现公民首创精神》、《我们是爱国者》、《与权力相平行》、《允许社会释放沉睡的善意》，我与周围的朋友每天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在北京认为是天大的事情，在当地可能没有人关心。我知道我的家庭成员中有人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也同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是没有一个人去谈论。在我那个在当地应该算是中等家庭里，刘晓波这个名字一次也没有被提起。

人们向我隐瞒了一个秘密，然而我也向他们隐瞒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不是刘晓波，而是我在读格林的这本《问题的核心》。在十几口子的大家庭聚会中，在一片吵吵嚷嚷的大笑、高喊、尖叫中，我一有机会就溜进自己的房间，像捉摸一件精致的玩意儿一样，一点点欣赏这本书，还舍不得看得太快。

它到底带给我什么益处呢？让我在这段比较散漫拖沓的时间之内，感到不无聊。让我感到在休假的这段时间内，仍然感到头脑中有所牵引，有所指盼，目光有所追踪。在离开朋友的日子里，同样感到精神充实、头脑敏锐，感觉细致。在离开我的书房之后，我这个人没有降低我头脑及内在生活的标准，并成功地维护了它。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情况下，很多人的书包里都要装上一本书的原因。在地铁里、火车上飞机上，以及候车候机的大厅里，，带上一本书要让人感到有指望得多。当然现在人们带ipad，里面也存有多许多书或者阅读材料。

感到无所事事、感到无聊实在不是一个好东西。“无聊”让人感到缺少意义，不知所措。我所喜欢的一套电视片《文明的轨迹》（1966年英国制作），用胶片拍下西方两千年艺术发展的历史，主持人克拉克在二战期间担任英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炮声隆隆中在伦敦主持音乐会。这位克拉克先生在片子开头就“文明”与“不文明”做了区分。他认为文明的大敌除了恐惧（fear），还有一个对象就是“无聊”（boredom）。“无聊”使得人丧失了对于任何事情的兴趣，丧失了对于生活的动力、信心和远景，不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他举了一位诗人所写的，一个城邦的人们终日无所事事，因为传说蛮族要来入侵了，他们在等待一个结局。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意义都放在这件事情上。结果蛮族来到家门口又走人，等待的居民感到十分失望。他们没有看到血呼拉碴的东西，没有看到自己的生活就此改变，因此还要照旧下忍耐下去。在等待的时间里，他们不去什么也不去考虑，不从事规划建设，他们的日子整个浪费了。

恐惧在前，无聊在后。恐惧的力量来自外部，它所扮演的角色是令人屈服。与战争的情况不同在于，人们平时所感到的恐惧并不是天衣无缝的。在令人恐惧这只大手的指缝里，漏下了一些可以“指望”的东西，那就是沿着这只大手所指向、所允许的方向，去往那只属于自己的小小蛋糕，分食大蛋糕被切完之后留下的残屑。如果你的鼻子还想嗅嗅别的事情，去关心一些敏感的问题，罚单随之很快到来。

无聊与恐惧不同在于，无聊的力量来自人自己内部。无聊是人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是自己不想去做任何事情，感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感到没有一条道路能够走得出去，陷入一种万事皆休的精神状态。当然，无聊中有许多“无能为力”的成分，但无能为力”不等于接受现状，仍然有尖锐的东西在触动着这个人。而“无聊”则把这种处境“常态化”了，把它“哲学化”了。就像那个等待入侵的城邦中的人们，与其说他们正在面临一场真正的入侵，毋宁说他们需要一个借口，让自己无所事事，陷入彻底虚无化。他们甚至将这种虚无当做一面旗子祭了起来，觉得那就是自己的最为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是自己再好不过的状态。

当年哈维尔指出那个蔬菜水果商的真实想法是要在这个地方做生意，但是却把这件事情说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用这个无可指责的口号，来掩盖自己患了关节炎的自尊心。他不能说出自己真正害怕什么，必须将这种恐惧隐藏起来。他的人类尊严感还没有完全丧失。这与今天的中国不同。在一种虚无主义的无聊和无所事事当中，人们接受了自己是恐惧的这个事实，他们不需要向自己或他人隐瞒。在这个意义上，无聊是对于恐惧的自我确认，是自己为恐惧加盖一个私章，是甘心接受自己被奴役、被抛弃的处境。接受恐惧是接受他人对于自己的降低和羞辱，接受无聊则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自我矮化，尤其是自我毒化。

需要将事情往前推动。往前推动一点点也好。如果不能推动外部世界（这个词实在太大了），那么推动一下自己的内部世界又如何？如果不能如所期盼地改善所处外部环境，那么改善一下自己所处的内部精神环境又如何？假如不能调整或提升这个世界，那么稍微调整或提升一下自己如何？

最关键的，你得有自己的标准。关于善与恶、美与丑的标准。尤其是关于自己的标准。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制定的、合适你自己的标准。当然适合你自己的标准，不一定适合别人。但总的来说，你不能降到你自己不能接受的那个水准上去。

我要去万圣书店体现了我的标准。


四，人自己的世界

“推动自己的内部世界”，这样说，有人以为是唯心主义的。或者传统上讲的“返诸求己”。“返诸求己”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我所表达的东西符合这个方向，但是也不尽相同。我愿意将这个意思再推进一步。

所谓“求己”，暗含了另一层意思是“求人”。相比之下，“求人”不如“求己”。这其中（他）人与“自己”是分离的、断开的。在“他人”与“自身”的分离背后，还包含了一层分离，即自己与这个世界也是分离和断开的。在看到种种失望之后，这个人宁愿从世界中撤回来，回到仅仅是个人的较小范围。“返诸求己”的“返”字，肯定包含了一个“撤离的”动作：撤回自身。

我不主张撤回自身，而是主张自身就在世界之内。他没有离开过世界一步。不管以何种方式，他始终就在世界之中。我们每个人正好构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在考虑这个世界的存在时，必须把我们自己也考虑在内，在考虑这个是世界上的事务时，必须把我们人自身也一并考虑。我们自身存在的面貌，就是这个世界的面貌，我们自身存在的样态，就是这个世界的样态。但我们认识世界时，难道不包括要认识人自己吗？但我们在世界上扎根的时候，不同时意味着在自己身上扎下根来，获得自己生命的根基？

这可不是一种谦虚的做法：认为这个世界上别人是存在的，而自己仿佛是不存在的；别人是高高在上的，自己则是一钱不值的；别人的意志可以畅通无阻，而你则是寸步难行。当看待自己的价值时，仅仅看自己是否是别人手中一件合手的工具，用起来又快又好，能够当工具就是他的意义，在供人驱使的时候他才看到自己的力量。而一旦让他面对自己，他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感到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在微博上经常遇到有人问，直接说吧，我们该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回答：我大概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但是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办。因为我的起点不是你的起点，我为自己选择的所要处理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可能不是你的问题及途径。你应该找出自己的起点、问题和做事情的方式来。

因为你是你自己的存在。你的存在不比别人多一点，也不比别人少一点。人自己正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立足点，起码是他自己的立足点。他自己有立足点和根基，他面前的世界才有立足点和根基。我在微博上说过一段话被人们广为传播：“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换句话说，假如你把你所在的那一小片地方弄得乱糟糟，让你自己陷入黑暗，你就把你的中国的一小部分弄成黑暗了。

除了等级制度造成的原因（即这个制度上方的人们是有价值的，越是处于这个制度的下方，越是缺少价值或没有价值），还有一些认识论上的原因。

我们从教科书上还学到一个概念，叫做“客观世界”或“客观世界的存在”。比较起来，人自己则是“主观的”，属于“主观世界”。这两个世界同样处于高低不平的关系当中：“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主观世界”是第二性的；客观世界高于主观世界，因此，主观世界应当服从客观世界，接受客观世界的指令。实际上，这套唯物主义理论流行期间，正好是这片大地上主观主义猖獗的年代。当人们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时，他们早已经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塞了进去，就此当作“客观规律”本身。

人们并不直接生活在科学世界当中，而是生活在人的世界当中。人的世界与科学的世界（其对象是自然界）不一样在于，前者是有价值观的，后者无所谓善恶。人的世界有历史、有记忆，有好与坏、美与丑、是与非之分；拥有这样一些界限——忠诚与背叛、同情与冷漠、尊严与屈辱、真实与虚假、勇气与怯懦、希望与虚无、自由与奴役、长远眼光与眼前利益等等，人们每天都在这些界限面前做出抉择。它们仅仅是人才会遇到的问题。科学尤其是技术的世界不会遇到这些问题。科学技术眼中的世界实际上将自然抽象化了，也将自然减缩了。自然界并不是有些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那其实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优胜劣败的世界，一个弃老欺幼的丛林世界，不能作为人的世界的榜样。


既然生活在人的世界当中，那么就不能不去关注所有这些问题，将它们恰当地摆放与理顺，也是将我们每个人自己恰当地理顺和摆放。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直接关乎我们对于自己的评价，关于我们生活的质量，关乎用传统的话来说是否“体面”，即是否配得上属于人类成员的身份与尊严。我赞同捷克哲学家扬?帕托切克的那句话，“不应由人按照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来定义道德秩序，相反，应该是道德定义人。”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人在道德上是什么，他的道德面貌如何，才更能说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么，请问“人的道德处境”，这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由于回避这些问题，人们把自己看作一个事务主义者，认为能把事情处理好就不错了。但是偏偏忘记了，事情总是人由人来做的，有具体的人来经手。面对同样的问题和局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也很不一样。这回派出去处理问题的这个人，他很可能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恰恰成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成了新的问题的诱发原因，并由此而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比如这回想出拦贺卫方教授与我去万圣书店主意的这个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以为那一天只要把我们拦在万圣门外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他伤害了重要的东西，那些最可宝贵的价值，就像本文中力图阐明的，这些是一个民族文明前行中必不可少的。我与我的未曾谋面的读者们，是靠这些东西来维系的。我们不能前往，那天为我们二人准备的桌子是空着的，许多读者空跑一场，这实际上在公众中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大家在想，他们怕什么呢？有什么可怕的呢？即使从稳定的立场出发，这个决定实际上也产生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情绪）、令大家非常不安的东西。

这个人的行为（他的决定），造成了我们共同所处的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他这个人所做的其他决定、所采取的其他措施，造就了我们这个共同世界其他的较小部分，其中许多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在价值观上是颠倒的，扭曲的。他这个人与他的其他领导以及其他同事，共同造成了我们这个环境这片大地上更多的其他部分，更多的人身处其中，更多的伤害也在其中。某些伤害的效果不是马上就能看得出来的。实际上，在这种扭曲的关系中，所扭曲的对象，绝不仅仅是贺教授与我或我们这些人，而是所有这些相关的人们，包括他们自己。因为不尊重起码的价值观，他们令自己的生活陷入缺乏价值虚无当中：对于历史的虚无态度、对于价值和美好事物的虚无态度，对于民族未来的虚无立场。这种虚无主义也构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现实的一部分。它继续造成更多不幸的现实。

这才是像我这样一个人文学者，真正的兴趣所在以及工作的对象：人自己是如何存在的？他如何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什么东西才能够定义“人”这个概念？人的世界与自然界、动物的世界有多么不同？生活在“人的世界”中意味着什么？人如何富有伦理地生活着？如何在历史中存在和朝向未来存在？假如我做了让人特别不高兴的事情，也是在这个维度之上：能不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加进道德感与责任感？在这样一个普遍虚无主义的年代，何以维护和保存人类世世代代所珍惜的价值和美好的东西？我们自己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我们对于自己的评价，是否还可以高一些，如果我们按照人类尊严感去行事的话？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否比现在更加富有人性、更加能够令人接受一些？

作者：崔卫平，《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