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的三角博弈

《亞洲週刊》

日美不能採取「遏制」政策，而需迫使中國遵守國際規則，同時「理解」中國的特殊國情。


加藤嘉一，一九八四年生於日本伊豆。二零一零年獲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學位，現任北大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訪問研究員，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等專欄作家。中文著作有《中國，我誤解你了嗎？》、《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中國的邏輯》、《日本的邏輯》、《愛國賊》等。

　

人們普遍說，「布殊—小泉時代」是日美關係的「蜜月期」。小泉純一郎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結束首相任務之前，似乎一邊倒配合了布殊總統。日本媒體描述小泉對美態度為「靠近外交」。實際上，小泉盡可能地配合「九一一事件」後布殊政權全球規模的「反恐戰爭」，包括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當時國內輿論有爭議，包括自衛隊向伊拉克派遣的問題、與亞洲外交平衡問題、美駐日軍事基地問題、BSE牛肉問題等。

不過，小泉對美國的政策並非清一色傾斜。日本對外決策是由政治家、官僚、財界、商界、學界、媒體等綜合權衡的過程。比如，「左翼勢力」對他的對外政策頗有意見，他們對小泉忽視亞洲外交表示強烈反對。下一任首相安倍晉三則在日本對外關係「失衡」時就任，出乎意料推行了對華「破冰之旅」，改變原來對中國持有的強硬立場。

安倍對華「破冰之旅」符合美國方面的意願和利益。我們思考日美關係時，「中國因素」必不可少。今天對東亞格局具有深刻影響力的中國、日本、美國之間的關係已不是單純的雙邊關係，而應把它稱呼為「中美日關係」，如何在三國之間實現良性的、既能讓三方受益、也能把東亞穩定下來的三邊關係？無論如何，安倍就任後立刻採取的平衡政策彌補了小泉時期所造成的「外交空白」。

安倍所提出的「價值觀外交」在國內外引起了爭議。中國方面指出，「有圍堵中國的意圖」。日本和美國能夠共享一些「價值」，包括民主主義、政治自由、人權等。實際上，安倍當時沒有必要從體制差異的角度提出價值觀的重要性，只是在與美國的首腦外交上象徵性提出類似「日美關係穩定，能夠共享價值觀」就足夠。這樣符合中美日關係的穩步推進。

安倍任首相，麻生太郎在就任外相期間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freedom and prosperity）就更不用說了。它只不過是「事實的一部分」而已，如果用它來概括日本的對外關係，就不太客觀了。政治家不該輕易「以點蓋面」。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福田康夫就任首相後，順理成章訪問中國，人們說這是「迎春之旅」。福田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訪問美國時提出了所謂的「共鳴外交」，即不是對哪邊「一邊倒」，而是作為日本對外政策的三個支柱之二，平衡地執行「日美同盟」和「亞洲外交」，尤其是注重處理好日中關係。在福田訪美之際提出「包括知識交流，加強日美同盟」。布殊則發自內心表示支持。雙方都確認，「牢固的日美關係對亞洲的和平與繁榮起到促進的作用，而實現繁榮、發展的亞洲將符合日美共同的利益」。

可見，在布殊總統任期內，日本從小泉、安倍到福田三代的對美外交關係基本保持了穩定，至少沒有發生影響雙邊關係大局的事。而且，雙邊關係逐步平衡下來，相對於小泉的「靠近外交」和安倍的「價值觀外交」，福田的「共鳴外交」客觀看更符合兩國長遠的利益，也符合當前中美日關係、東亞形勢，甚至日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需求。

當今中國的崛起在世界上有目共睹。對日美而言，如何搞好與中國的關係？如何打好中國的市場？如何吸收中國因素的好處？都是影響他們在國內發展的問題。日美已經不能像戰後很長一段時間那樣採取對華「遏制」政策，兩國需努力迫使中國融入國際社會，遵守國際關係的慣例和規則，同時「尊重」，或至少「理解」中國的特殊的國情和體制。

日美對中國的態度應該是帶著普遍性和特殊性雙重標準，原因很明確，中國自身也保持「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負責任的大國」的雙重標準。「雙重標準VS雙重標準」有什麼不合理嗎？我覺得是很公平。任何國家間關係都既有能適應普遍領域的，也有與眾不同的獨特一面。這是至今還未形成「世界政府」的國際社會的現實。

中美關係對三國關係來說無疑是最重要的。正在訪問美國的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二月十三日在會見基辛格等美國前政要時，就如何建設好中美合作夥伴關係談了四點：一要鏡鑑歷史；二要登高望遠；三要互尊互信；四要互利共贏。雖然這四條都屬於政治口號或外交辭令，處理中美關係實際上複雜很多，微妙很多，但中美關係需要原則和底線是肯定的，全球第一、第二國家之間需要共享「思想底線」。

應舉辦中美日首腦會談

就中美日關係的長遠發展而言，何時能舉辦「中美日首腦會談」是個明指標。三國首腦會談對三方來說有什麼涉及到意識形態、國內政治、價值觀等「禁區」因素嗎？我認為，不存在。今天與冷戰時期不同，不是看著體制屬性搞戰略抉擇的時代，而是看對方與自己的利益關係理性推動關係的時代。中美日三國能夠分享的利益、合作的需求，在我看來，是史無前例的。「我們」不要錯過時代賦予的恩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