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日星期四

暴力革命是中国民主化的前夜

今年元旦,我看到民主党秘书处发出的祝贺王有才先生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报道,感到十分振奋。这标志2012年,人们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极大的提高,距离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又接近了一步。组建这种有针对方向的党派非常必要,最起码可以起到对暴力革命研究和指导的作用,让中国的民主进程少走弯路。

我认为,暴力革命是中国民主化的前夜,是无法绕开的必然一步。按照目前中国的现状,实现台湾那样的民主恐怕遥遥无期,经过一场暴力革命,去掉了中共这个最大的绊脚石,新上台的政府要想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只能缩短民主化的进程,不可能再延长了。

这不等于说我喜欢暴力革命。了解中共历史史和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暴力革命的血腥、残暴、没有人性的一面;谁都喜欢像台湾、东欧以及茉莉花革命当中温和的那几国,和平着进入了民主社会。但是中国大陆无法实现这种模式,下面我还要详细讨论。

这也不等于说我们要促成暴力革命。在当今信息发达的时代,如果大家都想生活安定,有人突然号召暴力革命,只能被大家看成疯子。暴力革命是诸多因素拼凑的结果,是水到渠成的大势所趋,它也是中国人的天性使然。如果找人为促成的因素,那也是中共几十年的言传身教和倒行逆施的结果,这也是大陆有别于台湾的原因。

实现暴力革命的必然因素有以下六点。

一,中华民族自有的特性。

1、“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过大。不可否认,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都可以归纳或转化为经济利益的矛盾。当前中国的权贵集团,随便拉出一个都会有数亿元的非法所得,他们与广大的草根民众早已形成了水火不能相容的矛盾。除了既得利益集团幻想着这个社会保持稳定以外,底层民众已经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恨不得赶快来场暴力革命解决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千万不要以为向往革命的只是最底层的穷人,很多比较富裕的人士也照样受少数权贵的欺榨。每年新年我都参加一些民运圈以外人士的聚会,最爱听他们介绍大陆现状。今年与往年最大的变化是开始有人议论造反了。

2、中国人的自欺心理及其反弹。

鲁迅早有过精辟的论述,中国只有两种时代: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当奴隶而不成的时代。要知道,鲁迅时代的中国人,要比中共建政以来的中国人有自由、有尊严得多。毛泽东就是利用各种运动整人,借一部分人想当奴隶而不成,让另一部分人珍惜自己的奴隶地位。不仅如此,中共还刻意培养奴才意识,比如争取入党入团、检举揭发别人、向党交心表忠心。经过这样的洗脑,有人就真受骗了,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党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给了我吃和穿”等等。只要言论开放,这种糊涂人很快就会明白,党也不出产粮食布匹,怎么能给你吃穿?你的吃穿还是你自己的劳动所得。即使给了,那也是从地主资本家那里抢来的非法所得,用得并不光彩。

在没明白的时候,以为自己成了新中国的主人翁,有这么一点精神力量支撑着就能忍,粮食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农民也不造反,工人几十年不涨工资也不闹事,一旦他们看清自己上当受骗的窘境,他们满腔的怒火要比一直都明白的人要旺盛得多。

3、崇尚暴民情结。

从古典文学作品中就可以看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暴民褒多于贬。例如《水浒》中的绿林好汉们,许多也是滥杀无辜的高手。李逵是其中的典型,人们都注意他忠厚、孝顺的优点,很少有人谴责他抡开板斧不问青红皂白逢人便砍的行径。暴民意识源于社会的不公和法制不健全;弱势群体在腐败横行、不讲法治的国家生存,往往又以暴民意识作为对抗强权的精神支柱。暴民不一定是暴力革命的主体,起码是促成暴力革命的主要力量。

4、仇富和唯恐天下不乱心态。

当初中共暴力革命所以能够成功,利用的正是国人的这种心态。早期中共武装所需军饷,全靠对富人打家劫舍和绑票索取,人们并没有对这种土匪行为有所警觉,即使是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中共建政前夕,许多人放弃逃离大陆去香港台湾,宁可迎接中共的统治,结果绝大部分都遭了殃。穷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土改时斗起地主来格外凶狠,全然不管人家的地是不是合法所得。“为富不仁”成了定律,很少有人质疑它的合理性。

如今中国暴富的人更多了,他们比起49年以前的富人来说,非法所得的比重要大得多。仅仅这一个诱因,加上唯恐天下不乱的因素,拥护暴力革命的恐怕就会占大多数了。

二,中共长期教育的结果。

中共是靠暴力革命起家,所以对暴力革命情有独钟,在教育课本、影视作品、文学艺术等等一切可利用的宣传阵地,都对暴力革命极尽美化之能事。它不仅美化自己的恐怖暴力行为,也大肆赞扬美化李自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些劣迹斑斑的暴民运动。这样宣传教育的结果,其实是教会了人民采取以暴制暴这种极端的反抗方式,让人们更容易接受暴力革命。从中共的立场来看,这种宣传教育是非常愚蠢的,难怪近几年一些御用学者不断提醒当权者,要转变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思维,但是为时已晚,况且也不好自圆其说。

三,和平改良道路的失败。

在80年代,中共高层开明人士占了一定的位置,让人感到似乎中国有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的可能,其实这是幻想。因为中共经过几十年的逆向淘汰,它的大部分成员是死板保守投机自私的;体制也依然是专制独裁的。那时候确实是中共唯一的一次改弦易辙的机会。尽管开明派占据着舆论和正义的优势,还是敌不过极左势力的权势,例如取缔民主墙、不能否定反右运动、给民运人士魏京生徐文立判刑、搞“批判精神污染”运动等等。直到“六四”大屠杀,中共党内开明派彻底没了位置,从此中国离民主化相去甚远。开始人们还寄希望于独裁者邓小平死了以后,或许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改变现状,毕竟这是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往往会落空。随着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权贵阶层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假如现在中国变成民主法治国家,该集团的成员的罪恶足以个个判处死刑。可以想象,此时要想和平地让权贵们交出他们手中的权力,这怎么有可能呢?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死把住权力不放,决不能给民主一点儿松动。因此与达赖喇嘛不可能谈判出结果;“零八宪章”的代表人物刘晓波必须判刑;民主呼声高的大陆人士一定被关押。很容易大家就都明白了与虎谋皮是行不通的,消极等待是遥遥无期的,唯一的希望也就剩下暴力革命这一条路了。

四,新仇旧恨的积累。

中共建政以来,不夸张地说,是罪孽深重、血债累累。几天前的一份中文报纸上有篇文章说,毛泽东是人类有史以来杀人最多的暴君。前面提到,80年代是中共改弦易辙的唯一机会,也是在罪恶史上与前任毛泽东划清界限的机会,容易得到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原谅。但是由于中共多数成员素质太低,加上独裁者邓小平本人的前科,放弃了这个机会。直到今天,毛政权的继承人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次,为过去的罪孽认认真真地道过歉,更不用说经济赔偿了。地主富农被没收的财产没有一点退赔、房产主被没收的房产绝大部分没有返还,就连历次运动扣押被迫害人的工资都没有如数发还。无数被杀死和酷刑致死的无辜者,得到的仅仅一纸平反通知,那些土改时被打死的地主、文革时期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就连这张纸也得不到!

今天,一脉相承的当权者们,自己享受着豪华别墅特供食品,让草根民众吃有毒有害的食物,让他们的孩子砸死在劣质楼里变成了结石宝宝,当权者用不作为的方式在继续着间接杀人!

那些死难者的亲人、那些还活着的受过中共迫害的、那些有冤无处伸的上访者,对权贵们生吃活剥的心都有,难道他们不盼着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吗?

顺便说一句有关和谐的问题。当权者近几年提出建设和谐的社会,这是荒唐可笑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刚才说过,当权者对人民是有血债的,在没有得到被害人谅解以前,他是没有资格要求被害者与他保持和谐的,即同意和谐与否的主动权在被害者一方,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

五,榜样的作用。

中国人很难做到“敢为天下先”,所以有这样的歇后语:“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这是没出息的一面。但是中国人的模仿能力又特别强,它弥补了前面的不足。毛时代常说的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来有点道理。

杨佳、郑玉娇就是榜样,在网上好评如潮。我更欣赏杨佳,他有点荆轲视死如归的风格。当然也有貌似公允的人同情被杀的警察,说他是滥杀无辜,甚至把杨佳比做恐怖分子,这就错了。杨佳是向腐败的专政机器宣战,任何穿警服的都是他的敌人。更该同情的应该是杨佳,他是无辜受害,而警察在选择这个职业的那天起就应该知道有风险,而且参加了这个组织,既可以享受同伴的荣耀,也应该分担同伴的过失和耻辱。一个杨佳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轰动,他的影响力超过了所有自焚的人。据朋友说,杨佳事件公布以后一段时间,北京的警察对市民的态度立刻谦和多了。我想上海的警察一定更有变化。美中不足的是他们二位都是为个人的原因行使正当的暴力,假如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行使暴力甚至献身,那就更值得尊敬了。我相信不用很久,这种英雄人物就会出现,因为一切条件已经具备了。

六,设想的暴力革命起因。

按当前中国人的观念来看,办一件事一定要考虑它的效益,无论是经济的还是道义的。同时也要计算投入和产出比。在所有行业比较,抢劫贪官的财物是一本万利而且风险很小,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和智慧,盈利最佳的行业。所需人员最少三名即可,投资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下,主要用于是购置简单的武器和一些消耗性材料。每次它们的折旧和损耗假设100元,每次行动收获假设100万元,不算人工成本利润是一万倍。马克思说得好,百分之百的利润就能让人铤而走险了,更何况百分之一百万呢?

再说风险,可以视其为零。原因是贪官绝少敢于报案的,万一有人报了案,只需引爆警察来路的一颗遥控炸弹,相信绝对没有警察再敢前进一步,因为凡是为腐败政权效力的。全是利益的驱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计算利益的得失,当遇到风险的时候,首先选择的是保护自己。

以上所说的物质条件,国内应有尽有,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对于急于盈利的人来说,这些都不是障碍。况且在当今信息发达的时代,仅仅在互联网上,就可以找到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武器弹药的制作方法。

如果绿林好汉们(或称“打腐队”)做事明智,抢来的财物拿出相当比例捐给公益事业,还可以有道义收获,换取民众的支持。

几个案件过后,所有警力都变成了权贵的私家卫队,从此再没有多余的警力去干维稳的勾当,于是暴力革命应运而生。
我再次声明,我不喜欢暴力革命。它就像拔牙前的打麻药,这个疼是免不了的。你能说你喜欢往牙床上打针吗?我也不认为抢劫贪官是十全十美的好事,它最大的好处是消耗了腐败政权的警力,或许在经费上对革命有所帮助,坏处是给民主化的中国追讨赃款带来一些困难。利弊孰大孰小,取决于民主化进程的快慢。暴力革命容易助长暴民意识,我相信随着普世价值的普及和各个追求民主的党派的努力,会尽量减少它的副作用。

于2012年1月24日

以上是2012年1月24日在纽约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民主讲座”的一次发言。会后“自由亚洲电台”“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和一些个人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概括如下。

问:假如发生了暴力革命,会不会受到军队的镇压?

答:“六四”以后,邓小平在世人心中永远是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我相信在中国不会再发生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行为,军队中也没有人敢于充当这样历史的罪人。尤其经过利比亚事件以后,掌握军权的人更应该认识到世界潮流的方向。将来如果发生战斗,顶多是平民与警察之间的战斗,而且是轻武器级别的。政府如果动用了重武器,主谋难逃反人类的罪责。米洛舍维奇就是例子。

问:你是不是主张暴力革命?

答:用“主张”这个词不太合适,多少有一点促进、促成的意思。我在发言中说过了,暴力革命是大势所趋,此时再谈“主张”没有意义。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暴力革命到来该怎么办?是欢迎还是反对,该做点什么。我认为,作为追求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应该努力让暴力革命不偏离实现中国民主化这个方向,比如更理性地解决腐败政权遗留的一些问题,尽量克服暴民意识等等。

问:暴力革命会使中国更民主吗?

答:暴力革命的过程之中是否让社会更加民主,我无法预测,但是我可以肯定经过暴力革命以后,能够比现在更快地实现中国的民主化。

问:暴力革命会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一片混乱?

答:也不要把暴力革命想得那么可怕。文革时期我参观过东北最严重的武斗地区,那是两派真枪实弹的战斗,政府早已经瘫痪,军队也袖手旁观。在每个派别的势力范围之内却是一派祥和、秩序井然。人与人之间表现的是民主、平等、和睦。由于武斗影响了运输,被选出来的领导班子时不时地组织武装车队解决市民的生活所需。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不得不承认,那是一段舒心的日子,要比文革初期抄家、破四旧和后来的一打三反、抓五一六要好过得多!八九“六四”的时候,政府也处于不作为状态,社会治安也要比平时好得多,小偷没有了,吵架的见不到了,汽车互相刮碰也能得到友好的原谅。一旦群众自发起来革命,精神面貌都会为之一新。

作者:遇罗文,纵览中国

1 条评论:

Unknown 说...

应该身体力行参与推翻中共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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