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上一錘定音。隨著胡耀邦的浮沉，作協“四大”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對峙聲浪不絕於耳
後來的事情就變得比較簡單了。明朗化是簡單化的前提。
使事情明朗化的是1984年12月20日中央書記處討論中國作協“四大”的工作會議，是胡耀邦的明確態度。
出席這次會議的有胡耀邦、習仲勛、胡啟立、萬里、喬石、郝建秀等中央領導同志，還有中共中央辦公廳王兆國同志和書記處研究室的領導同志。會議由胡耀邦同志主持。
唐達成的工作筆記上對這次會議有詳盡的記錄。這個時候，又一次體現了唐達成速記的本事。
會議開始時，由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同志彙報了這次大會的準備情況和報告的主要內容。
接著耀邦同志講話：今天的工作會議有三個議題：一、張光年同志的主要報告要議論一下；二、關於人事安排問題要議論一下；三、作協提出要中央的同志去講話，講什麼，誰去講，要具體落實。
喬木同志從廣州打來了電報，他說寫得好，他贊成。這是一家之言，不妨礙大家發言。
……2、 報告舉出了許多人的名字和許多作品的名字，稱贊了許多人，列舉了許多作品，我都沒有看過，不知道公平不公平，會不會議論紛紛。舉誰了沒舉誰，誰在主要地 位，請你們自己很好地斟酌一下，誰榜上有名，無名，誰前誰後，都請仔細考慮一下。《水滸》上有一百O八將，也有個排座次問題，怎麼定，不好辦，後來天上掉 下來塊大石頭，定了宋江就沒意見了。
……如果從三十年代算起，我們黨領導文藝到現在也有半個多世紀了，但有三個不夠正常。
一、我們黨對如何領導文藝，不夠正常，有時好些，有時壞些，……干涉太多棍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
二、我們黨派到文藝界的領導幹部與作家的關係不夠正常，……過去一是派的人不適當，一是長期的習慣勢力，搞行政命令、首長意志，有時我們比蘇聯還差，什麼黨組、書記、不懂文藝規律，不懂行。
三、作家之間、黨與非黨、地區與地區，黨員與黨員之間，相互關係也不夠正常，敏感的東西太多，相互議論太多，傷感情太多，積存下來的東西太多。……我認為有這三個不夠正常，希望加以解決。
在談到人事問題時，胡耀邦同志說：“……人事名單如果是黨的部門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導性的，是無效性的。……”
上 次關於精神污染問題，小平同志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正確的，思想工作者是人類的靈魂工程師，因此理論戰線，文藝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後來由於我們自己的失 誤，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擴大到社會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聲勢。後來我們發現較早就剎車了，這個問題以後不提了，根 本不提了。萬里同志說：我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麼叫自由化，說不清楚，以後提反對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腐蝕和反對封建主義的遺毒，就很夠了。耀 邦同志說，我同意這個意見，精神污染與資產階級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這個提法，讓它慢慢消失。……
同一筆記本上，還有此次會議上，眾多重量級人物發言的原始記錄。賀敬之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並有發言。回顧和研究這些發言，頗體現了政治場上的中國特色。
正是憑藉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這股強勁東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在經過了近兩年的反復醞釀，激烈拉鋸之後，終於召開了。
中國作家協會對這次會議向社會做了這樣簡介：
1984 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八百一十五人，包括各地選舉產生的代表五百六十三 人，特邀代表一百二十四人，上屆理事一百二十九人，另有不出席大會的名譽代表五十五人。大會受到黨中央的直接關懷和指導，自始至終充滿了“大鼓勁、大團 結、大繁榮”的熱烈氣氛。
對於這次會議的開幕式，《人民日報》12月30日作了報導：
12月29日上 午九時，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在京西賓館禮堂隆重開幕。胡耀邦、萬里、習仲勛、谷牧、胡啟立、喬石、薄一波等中央領導同志以及有關方面負責同志 出席開幕式。會議由唐達成同志主持，並宣讀了巴金同志所致開幕詞。胡啟立同志代表中央書記處向大會致祝詞，博得代表們熱烈掌聲。……
下午，劉白羽同志主持大會，張光年同志作了題為《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在闊步前進》的報告。
1985年第二期《文藝情況》全文登載了香港《鏡報》月刊1985年1月號專為此次大會發的社論《文藝界第一次反“左”》。現做部分摘錄：
文藝界要反‘左’！”這是胡耀邦最近明確提出的。……這個訊息，顯示北京當局將在文藝界著力清除“左”毒，開創新局面，以適應四化建設和經濟改革的需要。
這個訊息，宣告文藝界三十五年來第一次打破反右局面，將使文藝界獲得真正的解放，促進文藝大繁榮局面的到來。北京文藝界人士欣喜之餘，普遍贊賞這一劃時代的決策，是可以理解的。
眾 所周知，“左”毒在大陸文藝界的影響至長至深。中共建政以來，從批《武訓傳》，直至文革，文藝界一直是反右，而步步升級，由於“左”的幽靈徘徊不去，文藝 界長期鬼魂纏身，五癆七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各個部門經過清除“左”毒，大都“多雲轉晴”；文藝界卻被人定為“嚴重的問題是右”，以致粉碎“四人幫” 已經八年，未曾批判過“左”毒的影響，而是繼續反右，使文藝界“多雲轉陰”。這種狀況早已被文藝界引為隱憂。然而奇怪的，直到九月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 上，有的人還在拼命反右。經鄧小平、胡耀邦發現後，立即採取措施，拔正方向，使得座談會以反右開始，以反“左”結束。胡耀邦鄭重提出“文藝界要反 ‘左’”，指出當前在貫徹執行文藝政策的領導工作中要著重克服和防止“左”的影響。上月底胡耀邦又親自出席作協四大，樹立反“左”旗幟，支持創作自由。這 一石破天驚的喜訊，大大激發了文藝工作者去開創文藝大繁榮的局面。人們無不稱贊胡耀邦反“左”的果敢、堅決。
在唐達成親筆起草的給中共中央宣傳部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關於作協“四大”的彙報信中，對此次大會做了這樣的評價：
……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這樣鮮明地提出這個問題。這不僅對於進一步解放文藝生產力，更大地調動廣大作家的創作積極性將發生良好的影響，對於國內外某些人在這個問題上所形成的曲解和誤解，也是一次很有力的澄清。
許多代表認為：黨中央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也是我們黨和國家成熟的重大標誌。
許 多代表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通過撥亂反正，黨中央對肅清極左思潮的流毒是化了很大力氣的，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但是由於左的思想影響是長期積累起 來的，不是短期能清除淨盡的，在實際的文藝領導工作中，這種“左”的偏向就還時有出現。黨中央在《祝詞》中又一次明確指出它的不良後果，可以說切中要害， 這對於進一步克服這種偏向必將起到重大作用。《祝詞》不僅肯定了近五年來文學工作的成績，指明了今後文學的主要任務，也深刻分析了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存在 的“左”的偏向和缺點，闡明了創作自由的辨證關係，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創造性運用。……
馬中行的日記從個人角度，擷取了大會的一個鏡頭：
會上有許多花絮。
大會那天宣布胡喬木的賀電，會場上有三、四個人鼓了幾下掌，看見無人響應，也不鼓了。
會場氣氛很尷尬。
接著宣布鄧力群的賀電，半晌，場內鴉雀無聲。
接著，又宣布周揚給大會打來的電話祝賀，會場上猛然掌聲如雷，經久不息。
這場面不是任何人可以操縱或控制的。
代表們看到：胡耀邦笑了。習仲勛、胡啟立也笑了。許多主席臺上坐著的領導都笑了。
張光年日記也印證了這一點：“……隨後宣讀了胡喬木、鄧力群的賀電、賀信。緊接著宣讀了周揚同志從醫院寫來的短短賀信，突然爆發出熱烈掌聲。耀邦、仲勛也鼓掌笑了。”
政治家在笑什麼？
詩人邵燕祥卻向我說了另一種鼓掌：
“這 是1988年春天，作家協會開一次理事會，在京西賓館開的。我印象裏，上面就布置，不要再要求什麼民主了，選舉呀，通過決議呀，都不投票了，統統用鼓掌的 方式通過。扮演這個叫大家鼓掌通過的角色就是唐達成。這事我是有，有一點，當然這不怪唐達成，上面，包括胡啟立都是這個意思。上面貫徹下來的。要保證呀， 貫徹呀，我後來就此寫了一首打油詩，最後兩句：掌聲頻報平安夜，大會開得很好嘛。”
為鼓掌種種，唐達成後來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說鼓掌》。開首就有這樣的話：
藍翎兄在《三眼銃》之十中，認為腳能踢、會踢，是對腳之開發，比如外國有個貝利，踢成了球王；中國有個高俅，竟從個浮浪子弟踢成了太尉。文中說古述今，論之甚詳，這不禁引發我對手掌之聯想。
按照恩格斯的說法，人和猿之所以區別開來，是由於手和腳的分化，腳直立行走而最後確定下來的。而“手的專門化意味著工具的出現，工具意味著人所特有的活動，意味著人對自然界進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著生產。”“人之所以做到這點，首先主要的是由於手。”
可見，手之厥功甚偉，對於歷史社會的發展更有莫大之意義。但這裏我無意談這個大題目。只是在想，鼓掌，是不是也是手之開發呢？
文中，唐達成把“手”與“工具”關聯到一起。唐達成把對“鼓掌”的思維，帶入了哲學思辨的層面。
選自《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陳為人著，明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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