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1日星期六

專訪袁偉時:文化與制度不容混淆

《新史記》袁偉時/民國元老熊希齡和胡適、馬君武等8人沉痛地指出:“民國十三年來之戰禍,全由於《約法》之不良。府院之爭、行政立法之爭,無非《約法》所致。”這是身歷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是經得起推敲的定論



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Photo By Jonas)


2011年10月3日,《新史記》高伐林先生提出以下8個問題,要筆者回答。這些都是當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淺陋,略獻芻蕘;不當和不及細論之處,敬請高兄和讀者指正和原諒!


新史記:從文化角度來看,辛亥有哪些方面是與傳統決裂,哪些方面延續了傳統,而今天,又有哪些方面與辛亥傳統斷裂,哪些方面是一脈相承?
您曾說過,“中國文化可分為制度層面和非制度層面。百年來文化討論糾纏不清,各不相讓,原因之一就是沒有注意這個區分”。能否更進一步說明,沒有注意這個區分,導致討論中怎樣的混亂和誤區?


袁:辛亥革命後,皇帝退位躲進紫禁城過日子,三綱的制度基礎坍塌。自由、平等、民主取代三綱成為公認的是非標準,這是與傳統最大的決裂。但是這一條不夠鞏固,成為後來政治和新舊文化衝突的重要根源。至於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其演變是自發和漸進的,無所謂決裂問題。

百 年來,中國知識階層中有些人,老是不承認任何國家要成為現代國家,就必須堅定不移建立現代政治制度——自由、民主、法治、分權制約的憲政制度,現代經濟制 度——市場經濟制度,以學術自由為核心的現代教育制度,以言論自由為核心的多元的文化制度;而這些制度不論任何國家都是大同小異的。至於非制度層面的文 化,則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本來應該兼容並包,自由探討,自由演進,自然更替。

可是,有些人混淆文化與制度,一再冀圖用自己喜愛的某種思想 文化觀點去修改現代社會制度。於是,在報刊上一再掀起陣陣波瀾。不過,在實際生活中作用甚微。比如,張君勱提出,根據中國的國情,要實行“均貧寡安”的 “社會主義”,反對“偏重工商”;梁漱溟反對牟利;而實際生活並沒有按照他們的願望前進。現在有些人提出“儒家社會主義”、“儒家憲政主義”之類的主張, 更是茶杯中的風暴而已。

這種社會現象有兩個特點:

1,一代不如一代。
從康有為到張君勱,他們的政治和文化主張都 非常明確。例如,康氏提出要定孔教為國教,國民須“各守名分”,滅掉回教、耶教;在他所策劃的大同世界中,無私產,實行計劃經濟;子民連陰毛都要剃掉,等 級分明,嚴格監控個人的一舉一動,做愛也要得到醫生同意!國人著書則要交翰林院審定!白紙黑字,毫不含糊。

而甘願拜倒在他們腳下的當代論 者,不但學養、社會影響力無法望其項背,說話也躲躲閃閃,與他們奉為偉大先驅的康有為、張君勱等人直書政見大異其趣。當代儒學鼓吹者除蔣慶提出“大儒”和 “帝王”和“聖賢”的後裔擁有否決權的三院制的主張外,誰也不知道其他幾位的具體主張是什麼。是不是擔心亮出自己的具體主張後,會戳穿憲政外衣呢?且待下 回分解吧!

2,淪為前現代社會制度的紋飾。
現代社會是有共同標準的。不管主觀意圖如何,他們的主張和設計,正好符合要抵制社會制度現代化的政治家們的意願。

可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如此等等,不過是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泛起的浪花。歷史洪流無情地把康有為及其徒子徒孫沖刷到小港灣中自娛自樂,企盼有人鑒賞。(《新史記》 第5期)


【袁偉時小檔案】
袁偉時,1931年12月生,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教授。已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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