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6日星期六

內地客六四紀念館尋真相 買紀念Tee遊行 無懼國安問話


【明報專訊】平凡的周一、周二下午,學生、師奶、長者先後到訪這深水唐樓,盼尋找六四真相。當中不少人是來自那個網上搜尋器不存在「六四」兩字的國度,貴州的七旬阿伯帶備攝錄機,準備把六四大遊行及燭光晚會一幕幕在內地看不到的畫面拍下,再回家製影碟派予同鄉,他更說「什麼都不怕」,但他與其他到訪紀念館的內地人一樣,怕上鏡、怕別人知道自己的身分。惶恐與他們在一起,但,他們仍然想找尋真相。

「平反六四」這四字已被高喊了超過20個年頭,今年更多了一個「六四紀念館」。支聯會在深水汝州街租了唐樓二樓單位作展館,展館對面是「黃金網絡城」,聽義工說,不少一心打機的年輕人,誤打誤撞進了這歷史長廊。

紀念館播放《抗戰二十年》,淡黃燈光照一幅幅陳年相片。這天,貴州的張伯拖老伴到來,細心看每塊展版、書籍、剪報,足足逛了一個半小時,但不敢買紀念品。張伯談起六四依然激動,「溫家寶說要平反六四,表面上是,事實根本是不可能!給六四平反,即是要中共下台,他們怎麼敢?他只想騙老百姓!」

張伯是個熱血老人,在內地學懂「翻牆」,常透過「動態網」瀏覽被官方屏蔽的網站,搜尋六四資料。他過去曾多次探訪長居在港的女兒,女兒不關心政事,反而女婿知他心意,特地提醒他今次來港要到六四紀念館走走。張伯今年決定留港至六四晚會後才回鄉,「我聽說香港每年都搞燭光晚會,我要看看是什麼,亦要去大遊行,因為大家說那裏人人都高呼要平反六四,去到就沒遺憾了」。張伯更興致勃勃取出袋裏的攝錄機,說要拍下遊行場面,回家製光碟傳出去,「我不怕!現在(中共)那麼多權鬥,溫家寶也說要平反,我這種事情,他們不敢管,也管不了這麼多!」

張伯離開後,同樣來自內地的張先生也來到紀念館,同樣熱血沸騰。張生是記者在紀念館兩日採訪中,首個敢買紀念六四T恤的內地人。張先生10歲時從電視看到清場的畫面,因官方一直將之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他曾一度相信這是真相。

自2008年起,張先生因工作關係每年來港,他定必參與六四遊行,但同時感到香港言論自由日漸縮窄。「白色恐怖肯定是有了,副總理李克強來港,我真想問,為何學生不能和平示威呢?香港是中國最後一片可以有自由、民主的土地,維持不了會很遺憾,真擔心六四集會不能辦下去。香港人,一定要堅持!」

張先生不怕鏡頭、不怕香港傳媒,甚至願與記者交換卡片,不怕被人算帳嗎?「國安常找我談話啦,有什麼好怕?我沒有違法,我問心無愧,我只是來這裏買衣服穿而已。」

有內地人來尋找心底一直知道的真相,但亦有人看罷館內一切,仍然迷失。這天午飯時間過後,獨自進館的還有從觀塘來的陳伯。陳伯在2000年初才移居香港,六四發生時仍在內地。他多次跟記者說﹕「我真的不知道真相。」「我在電視看到解放軍出來,但看不到清場、學生死的場面,只看到有『壞分子』打死解放軍,吊起他們燒!」陳伯激動的說﹕「是吊起他們燒呀!你看過嗎?」

今天來了紀念館,他說的確對事件了解多些,但仍未消除內心疑團,「內地對六四的評論較簡單,但知道事實的全面,總較片面好,希望中共將來能有個說法吧。在那個年代,未成熟的中共可能覺得學生錯,再過20年、30年,中共再回看事件就會覺得學生是對的」。

六四紀念館內除了介紹六四前因後果的展板,亦展示不少記錄六四的書籍,其中一本結集當年各界譴責中共屠城廣告的文本,刺痛阿杰的深心處。22歲的阿駿和17歲的阿杰是港產堂兄弟,前者「青靚白淨」、後者戴鴨舌帽,怎樣看二人都像喜愛在對面「黃金網絡城」打機,但二人都分別從屯門和上水專程到來。

六四發生那一年,兩人還未出世,他們也從未去過六四的燭光晚會。阿杰好奇為何向來3分鐘熱度的港人「咁有恆心」,在街上接過紀念館的傳單後就相約堂哥。「看那本結集時,發現原來當年很多人都關注六四,連小學、幼稚園也登廣告爭取中國要民主,現在大家卻在淡忘,當年登報的政客也不說了,很諷刺、很沉重。」

堂哥阿駿更關注香港的言論空間。「原來你們記者還可以報六四新聞?我以為這些敏感東西很難出到街,我好驚訝喎。」

來紀念館的人不算多,但每人至少駐足停留45分鐘。不時舉起單鏡反光相機拍下展品的駱先生說,所有關於六四的資料大都已看過,王維林身擋坦克的相片,在他退休前一直安放於其港鐵辦公室的桌子上。「我一直都很留意六四,多年來六四燭光晚會都有去,大風大雨也去,《民主歌聲獻中華》也有去。年年華叔高喊支聯會五大綱領,說到『建設民主中國』,我都會在後自己加一句﹕『希望下年不用來』。」

本來笑說話的駱先生突然沉寂﹕「已經20多年了,為何還未平反?為何還要再來?上邊(中共)好像一點也沒變?」他每年逗留在六四晚會的時間不斷縮短,不是老骨頭受不了,而是「頂唔順」那種哀傷,「你看見華叔、再聽丁子霖講話,真的頂唔順,我不是天安門母親,但也是個爸爸呀。我不忍心哭出來,現在索性站在一旁,蠟燭也不拿了,頂唔順就走」。

63歲的駱先生過去每年都偕妻兒到六四晚會,但兒子長大後就沒再帶他去,「我已讓他了解六四是什麼回事,應由他作價值判斷,自己選擇去不去」。駱先生說,新一代愈來愈少人關注事件、了解真相,大人應做好傳承,「扭曲歷史比淡忘更大鑊,淡忘可以recall(回想),扭曲(歷史)後果卻很深遠」。

紀念館也是一個學習平台。約20個則仁中心學校的學生,他們大多有學習障礙或情緒問題,較常人活躍、多言多動作,但望館內輕觸式屏幕展示的北京長安大街時,尚算專心,嘗試了解六四是什麼一回事。

負責講解的義工要求他們臨走時每人說一句話總結感受。學生你眼望我眼,好不容易才開口﹕「他們很勇敢」、「當時的學生很堅持」、「內地解決現實的食物問題更重要」等,「其實要承認一件事不是太困難」,帶隊的羅老師說。

這班90後離開後,12歲的潘奕愷拖媽媽進來,他的身高還不到民主女神像的一半。潘太站在奕愷背後,雙手搭在其膊頭上一起看展板,不時向他解釋。她說,兒子去年出席燭光晚會後,主動要求我帶他來,這年僅12歲的小學生看罷15分鐘講述六四前因後果的短片後,向媽媽說﹕「一定要平反。」

明報記者 林凱旻



來自內地的張先生(蹲下者),是記者在紀念館兩天採訪中唯一敢買六四紀念T恤的內地人,他更表明在參與六四大遊行時會穿上它。張先生說,自己只是買衣服穿,國安若要找他,只是浪費人力物力。(李澤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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