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9日星期四

李登輝引入的導盲犬“扎根”台灣

《明鏡月刊》記者柯宇倩/黎惠芸所服務的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是台灣第一家導盲犬學校,成立的源由,要追溯到時任總統李登輝在美國舊金山所見到的景象


  一打開惠光導盲犬基金會的辦公室大門,6隻白、黑色的拉布拉多犬全部興奮地擠到門前,搖著尾巴迎接來客,一點也不怕生,這群3歲不到的拉布拉多犬,正在接受導盲犬養成訓練,準備成為“視障者的雙眼”,牠們的教練,正是站在辦公桌前的黎惠芸,她也是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主任與導盲犬指導員,目前全台灣只有5人取得指導員證照,黎惠芸在2007年獲得證照時,是當時最年輕的指導員。

  姑且一試,試出興趣

  “Maru,come!”只見一聲指令,戴著“導盲鞍”的黑色拉布拉多“Maru”便乖乖跑到黎惠芸的腳邊。“Maru,straight。”狗狗一接到指令,揚起步伐往前走,已經具有合格導盲犬的架勢。卸下“導盲鞍”的Maru,就好像脫下制服的學生,回到辦公室後,又跟其他狗狗一樣,有時會調皮地撲到黎惠芸的身上,磨蹭著不走。
  其實一開始,黎惠芸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導盲犬指導員、成為搭起盲人和導盲犬友誼的那座橋。1980年出生的黎惠芸,在台北市中山女中畢業後,唸的是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但剛出社會的她,與許多其他同齡者一樣,對未來還沒有明確的方向,因此有將近一年的時間在打零工。

  這一天,黎惠芸正在瀏覽報紙上的徵人廣告,一則訊息映入眼簾:想當導盲犬訓練師嗎?想幫助視障朋友嗎?徵求儲備訓練師至新西蘭受訓。
  或許是到新西蘭受訓的條件太好,不但有薪水拿,還有生活費可領,讓黎惠芸產生懷疑,“覺得這個廣告在騙人,所以把它丟到垃圾桶”。不過,當黎惠芸順口將這則訊息告訴母親時,黎媽媽反而問:妳確定不試試看嗎?黎惠芸聽了後,又把報紙撿了回來,沒想到這樣的一個轉念,也改變了黎惠芸此後的生活。
  2003年3月,黎惠芸正式進入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但並非立刻去新西蘭受訓,而是先從文書工作做起,熟悉惠光的日常業務。半年之後,黎惠芸動身前往新西蘭皇家導盲犬訓練學校(Royal New Zealand Foundation of the Blind),展開為期4年的導盲犬指導員的訓練課程;惠光導盲犬基金會當然不食言,支付黎惠芸薪水與生活費。
  雖然在新西蘭不愁生活費,但黎惠芸的生活並非輕鬆度過。合格的指導員養成不易,訓練課程又相當緊湊,黎惠芸必須先取得導盲犬訓練師執照後,才能再考取指導員的執照;訓練師可合格訓練導盲犬,而指導員既有資格訓練導盲犬,也能指導視障朋友使用導盲犬。

  在一些歐美國家,指導員的合格標準是以經驗年數來計算,但在新西蘭皇家導盲犬訓練學校,則需要通過筆試,以及累積訓練成功的數量。導盲犬訓練師必須培訓成功20隻導盲犬,因此剛開始的兩年半,黎惠芸每天專注在訓練狗兒的課程上,每半年必須培訓完4隻狗,若與回台灣後每隻狗約培訓1年半的時間相比,新西蘭的步調非常快,但生活也相對單純,只要管好狗兒就行。
  順利取得訓練師執照後,黎惠芸開始學習如何幫導盲犬和視障朋友配對,每隻導盲犬的性情都不太一樣,人類也是,因此協助找到合適的一對非常重要,畢竟往後人與狗可是“休戚與共”,要一起相處10年之久。配對成功後,黎惠芸也學習如何指導視障朋友使用導盲犬,必須完成20對視障朋友與導盲犬的配對,才能拿到指導員執照。
  在新西蘭雖然離鄉背景,但黎惠芸不但習得專業技能,也交到來自各地的朋友,培養了自己的國際觀。2007年,黎惠芸順利取得指導員執照,當時27歲的她,是全台灣最年輕的導盲犬指導員,而這樣的執照,至今台灣境內只有5個人拿到。

  黎惠芸說,其實世界上導盲犬訓練做得最好的國家要屬美國與英國,不過紐澳地區也擁有相當長的導盲犬發展歷史,而新西蘭的技術是由英國流傳過去,選擇新西蘭作為受訓地點,是因為大部分國際上的導盲犬學校不收外國學生。雖然派遣學員受訓是一項互惠的合作,因為對方可免費獲得一名人力,但相對來說,由於對方要耗費師資訓練這位新人,而且訓練完成後人員不會留下,因此很多學校不願意培訓國際學生。
  即使如此,台灣的導盲犬訓練師與指導員仍有機會學習其他國家的技術與經驗。黎惠芸表示,國際間每兩年舉辦一次國際導盲犬聯盟大會,全世界76個導盲犬學校將齊聚一堂,分享自己的成果並互相交流。

  為本土導盲犬培訓盡心力

  世界上第一所正式成立的導盲犬學校,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設立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在戰爭中失明的退伍軍人。而台灣直到1991年才擁有第一座導盲犬學校。目前黎惠芸所服務的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就是台灣第一家導盲犬學校,成立的源由,要追溯到時任總統李登輝在美國舊金山所見到的景象。
  當時,李登輝正在美國訪問,他的座車停在舊金山的十字路口時,他見到一位視障朋友牽著導盲犬過馬路,動作非常從容優雅,一點也沒有不安或緊迫感,因此,將導盲犬推廣至台灣、讓台灣的視障朋友也能“行”得從容,成為李登輝的下個推動目標,待他回到台灣,立刻指示相關單位投入導盲犬的訓練計畫,而這項導盲犬發展計畫就交由台灣第一座視障朋友服務機構“台灣盲人重建院”來推動,台灣盲人重建院早在1951年便已成立,院長曾文雄接到李登輝的指示,開始設置惠光導盲犬訓練中心,進而發展成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惠光”的意思,就是“上天惠賜視障朋友的一道光芒”。

  台灣盲人重建院與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共用一塊地,位於新北市的新莊,藍白相間的校舍佔地不大,但綠草如茵,校內設備俱全,有訓練盲人聽力的小室、指導閱讀點字的工具書、定向訓練的器材,還有一間一週七天對外開放的“抒壓小棧”,裡頭充滿溫暖的鵝黃色調,乾淨簡單,提供全身經絡按摩、腳底按摩等服務。
  黎惠芸表示,盲人重建院與一般啟明學校的最大不同點為,後者招收的學生多為學齡孩子,導致他們視障的原因較為先天性,啟明學校所提供的教育是一般性的國民教育,提供視障學生從幼稚園到高中的知識;盲人重建院的學生主要是後天性失明,大多數已完成高中教育,由於這些人在失明後,可能倒個茶水、上個廁所都成了問題,因此需要重新學習如何適應環境,如何謀生,盲人重建院便提供職業性教育,在住校的一年中,讓視障朋友習得職業與生活重建的技能。

  其中,導盲犬便是重建盲人生活的一項工具。1992年,導盲犬舍落成後,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開始推動台灣導盲犬訓練計畫,從澳大利亞皇家導盲犬協會購進一對6個月大的拉布拉多犬,開始嘗試本土配種導盲幼犬的工作,頭一胎便產下9隻幼犬,經10個月的寄養家庭生活訓練後,從中挑選出白色的Aggie送往日本“光明之家導盲犬訓練中心”訓練,就這樣,台灣第一隻導盲犬誕生,隨後,柯明期也成為台灣第一位導盲犬使用者,盲人的生活有了另一道曙光。
  而Aggie的貢獻還不止於此,由於當時台灣對導盲犬還相當陌生,柯明期與Aggie前往公共場所時經常被拒絕進入,經過重重努力,前後向教育部、民航局、鐵路局、交通部等單位陳情後,1994年,立法院終於三讀通過《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明文規定導盲犬有自由出入公共場所、搭乘公共運輸工具的權利,店家不得拒絕或收取額外費用,柯明期與Aggie的故事,曾廣被媒體報導,讓導盲犬更加受到社會重視。台灣這隻導盲“拓荒犬”,在2011年1月以16歲的高齡辭世。

  1994年,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第一隻台灣本土訓練成功的導盲犬Owen也正式上路,讓台灣正式擁有本土訓練導盲犬的能力。本土培育繁殖的導盲犬,成本比國外引進的低,來源也較穩定,不需等候國外的導盲犬學校贈送幼犬,狗兒適應環境的時間也能縮短,甚至減少因環境、氣候等因素導致的皮膚病發生率。目前惠光正在培訓的6隻導盲犬中,就有4隻是“台灣狗”,已經開始服役的,則有2隻在台灣出生。
  黎惠芸指出,基金會目前總共有19隻導盲犬,包括所有工作犬、公關犬、在寄養家庭的狗兒、以及正在受訓中的狗。所謂“公關犬”,是已經完成訓練,聽懂指令,也很乖的狗,但經過專業評估後,認為這些狗仍然不適合服務視障朋友,因此賦予他們代言人角色,在大眾面前做教育,參與校園宣導、媒體採訪等活動。
  “導盲犬大部分都是拉布拉多,也有黃金獵犬、黃金混拉拉,不過國外的品種更多,比如美國有許多德國狼犬,其他國家也有高級貴賓犬。”黎惠芸指出,拉布拉多最適合導盲犬的工作,訓練成功率很高。不過並非每隻拉布拉多都能加入訓練行列,導盲犬的挑選,從一開始就很嚴格,必須是導盲犬學校出生,具有血統證明,且身體健康、個性穩定、有工作意願、先前的家族成員都沒有攻擊人類的紀錄等等。

  不過,剛出生的狗兒也不能立刻投入導盲犬的訓練。幼犬在兩個月大會先進入寄養家庭,寄養家庭為義務提供服務的性質,讓幼犬在家庭中學習“社會化”,包括與人類正確互動、建立對人類的信任、熟悉人類生活環境、培養良好居家生活習慣,寄養家庭除了照顧狗兒的日常生活外,還要依基金會訓練員的指示教導狗兒規矩,責任重大,因此在挑選寄養家庭上也有些必要條件。
  當幼犬成長到1歲半,就必須離開寄養家庭,回到惠光導盲犬基金會接受訓練。黎惠芸指出,這段時間主要教導狗兒如何左右轉彎、在路口停止、上下階梯、避開障礙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等等,通常訓練到3歲,但也必須依據訓練的情況與訓練人員的時間,如果人手夠、經費也夠,就能縮短訓練時間,相反的話,狗兒開始服役的時間就會延長。
  在訓練導盲犬的時候,黎惠芸認為,必須割捨掉一些情感,當個公私分明的訓練師,如果太過心疼狗狗,反而無法讓它成長。訓練到最後一個階段,黎惠芸會戴上眼罩,讓導盲犬實際帶著她到路上行走,看看狗兒是否會讓主人跌倒,或是否在看到車子衝過來時,會停下腳步不讓主人繼續往前。
  訓練完成的導盲犬,只要一戴上導盲鞍,就知道開始工作了,視障朋友可以指導導盲犬前進、左右轉或停止,導盲犬會指導主人避開眼前的障礙物,還可能記下主人日常行走的路線。當主人要牠“wait”時,導盲犬會乖乖待在原地不動,聽到“find the chair”時,導盲犬還會幫主人留意空位,並且將頭放空位上,幫視障者“佔位子”。黎惠芸說,導盲犬的指令有將近20個,都是很簡單的英文。其中比較有趣的,大概要屬“上廁所”的指令。只見黎惠芸打開辦公室大門,對著一群狗兒大喊:“busy,busy。”原來是狗狗們上廁所的時間到了。

  黎惠芸表示,雖然不是每位視障朋友都有資格擁有導盲犬,但條件不是太嚴格。最關鍵的是必須領有身殘手冊,而且是重度視障,有的人就因為“視力太好”,無法申請。此外,基金會也希望是18歲以上、65歲以下的人士,並且具有定向行動能力。另一個重要條件是具有經濟基礎。“雖然導盲犬是免費給視障朋友,但他們必須負責照顧狗狗的生活。”黎惠芸說,狗兒一個月約需台幣3000元(美金約100元)的開銷,除了正常的花費外,導盲犬還可能突然生病,甚至患上長期性的疾病。“導盲犬沒有健保,所有醫療費都要自己出,而且不分幼犬或老犬都可能生病。我們有一隻9歲的工作犬,已經快要退休,最近檢查出心臟病,一天就要吃一顆100元(新台幣)的心臟病藥。”
  若視障人士已準備好領養一隻導盲犬,黎惠芸會協助進行配對。這時,除了讓視障朋友接受集訓,學習如何為導盲犬洗澡、處理糞便、餵食外,還要花相當多的時間讓導盲犬與視障朋友培養默契,熟悉視障者居家附近的路況、平日的固定路線等等,這段期間大約需要一個月。
  “視障朋友心裡都有一份地圖,知道目的地該怎麼走,但他們也要知道怎樣把路線告訴導盲犬,因為導盲犬不是GPS。”黎惠芸表示,導盲犬是一種行動上的輔助,牠並非萬能,這點是視障朋友必須明白的。


台灣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訓練出來的導盲犬是盲人好助手。

  台灣導盲犬觀念待建立

  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與台灣許多的社服機構一樣,都有人手不充裕的情況,因此黎惠芸除了在基金會主導訓練的專業項目外,還必須兼做行政工作,不但訓練狗兒和視障朋友時能見到她的身影,到各地宣導、教育、接待國外訪客,或是媒體採訪時,也都要上陣。
  由於接觸範圍泛,黎惠芸也深深感受到,雖然導盲犬的使用在歐美已是相當普遍的觀念,但台灣大環境對身障人士與導盲犬的接受度仍舊不高。“在做訓練時,其實技術部分不難,因為不論什麼問題都能克服,最難的部分是台灣對無障礙的接受度。”黎惠芸認為,台灣人對導盲犬的接受度很低,對視障朋友的幫助也沒有太完善。

  見到導盲犬帶領視障人士時,最廣為宣導的就是遵守“四不一問”的原則:不餵食、不撫摸、不呼叫、不拒絕、主動詢問,目的為了不讓導盲犬分心,造成視障者的危險或不便,也提供視障者適時的協助,大部分的原則都不成問題,但其中的“不拒絕”,卻是最難突破的一項。
  其實公共場所拒絕導盲犬進入的事件,在“服務至上”的台灣屢見不鮮,只是這種“服務”的對象,是正常人而非視障者。2011年4月一個網絡影片,就引爆了網友的激烈爭辯,媒體也紛紛探討導盲犬進入公共場合的議題。該影片的拍攝者為導盲犬的寄養家庭,當該名女士帶著穿上導盲犬紅背心的狗兒“韓森”準備進入臺北市一間義大利麵餐廳時,卻遭到店員阻攔,寄養家庭出示證件,也搬出法條,但店家仍擋在門口,表示“客人會講話”、“如果沒有其他客人就可以進去”,希望將導盲犬留在店門外,寄養家庭一聽立刻嚴詞質問:“你吃飯會把眼睛留在外面嗎?”

  雙方在店門外溝通未果,店老闆親自出面協調,但雙方卻越說火氣越大。店老闆指出客人曾因為狗的毛髮和氣味控告店家,如果還帶狗進入,將造成店家極大的困擾,因此留了一張靠門的桌子,讓寄養家庭在吃東西時,能就近看著綁在門外的狗,但寄養家庭堅持導盲犬不是寵物犬,不應該離開主人的身邊,如果客人抗議,是他們的觀念不正確。最終導盲犬仍舊無法進入餐廳。
  當影片上傳至Youtube後,引發相當大的爭議,極大一部分人批評寄養家庭溝通時的態度不佳,不斷搬出法條壓店家,雖然寄養家庭在說服對方時或許能更有技巧些,但也反映出台灣民眾與業者對導盲犬的接受度仍舊不高。黎惠芸表示,拒絕導盲犬是個困擾他們多年的問題,根據修訂後的《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60條,工作犬與寄養家庭的幼犬,以及訓練當中的導盲犬進入公共場所,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都不得拒絕或提出其他附帶條件,違者將會罰款,但仍有許多人不願意導盲犬進入,或是態度讓人覺得相當不舒服。

  黎惠芸表示,大部分的人因為不了解,因此第一反應就是考慮到客人或旁邊旅客,而不是視障朋友的便利性,因而將狗擋下來,也有的老闆對導盲犬很友善,但員工教育時並沒有加強對導盲犬的認知,因此員工的反應不一。
  在這些拒絕導盲犬的事件中,讓黎惠芸印象較深刻的,是一名視障朋友準備買火車票時,窗口人員告訴他,該班次的殘障位置已經賣完。視障人士指出,他不需要殘障座位,普通位置就可以,但窗口人員堅持必須坐殘障座位,因為對方帶了導盲犬,由於該班次的位置已經沒了,因此希望將對方安排到兩個小時後的班次中。視障人士無法接受,因為他已將行程排定,就是必須坐該班次的火車。“那我買座位大一點的商務艙可以嗎?”即使視障者這樣問,窗口人員仍然因為擔心旁邊的旅客會害怕或不願意而拒絕。

  黎惠芸認為,讓民眾接受導盲犬是一種教育的過程,好比在之前的觀念中,認為婦女沒有投票權一樣,就是因為婦女投票的觀念還沒形成。帶著導盲犬參觀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會沿路吸引民眾的圍觀或拍照,但一旦要進入公共場所,導盲犬可能就沒如此受歡迎。因此,黎惠芸的工作要項之一,就是宣導與教育。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每月會不定點在大台北地區進行募款及宣導活動,也會至校園、機關行號或大型活動中進行教育。平日更是會經常帶著狗兒到外頭走動,多與民眾接觸。此外,惠光也接受團體參訪,讓人實際見到導盲犬與視障朋友培訓的過程,並且希望參觀者配合參加志工活動。

  “我們會從低層開始宣導,因為小朋友比較容易接受這樣的觀念。”當黎惠芸做大眾教育時,會將狗帶著,讓大家瞭解到,在宣導的50分鐘內,導盲犬從頭到尾都非常乖巧,趴在地上不叫也不亂動,身上也沒有異味,當有人上前跟導盲犬拍照時,狗兒也安安靜靜在一旁,相當配合。
  一旦民眾對導盲犬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將協助推廣導盲犬的觀念。黎惠芸舉例,他們曾帶著狗兒到一家餐廳,一開始,服務人員阻擋狗兒進入,但經過他們耐心解釋導盲犬的個性與作用後,這名服務人員不但敞開大門,帶著他們入內,還邊走邊向其他客人解釋:這是視障朋友的導盲犬,牠很乖,不會咬人,不用擔心。許多客人聽了這番話後也欣然接受。因此,黎惠芸認為,對導盲犬的排斥都只是觀念問題。

  缺乏經費,影響力難擴大

  值得關注的是,不只一般民眾的觀念需要進一步加強,視障人士本身也會被一些觀念束縛住。根據國際導盲犬聯盟的估計,100位視障者中,應有1位能有導盲犬可使用,如果依照台灣目前擁有5萬多名視障者的比例來計算,理想的導盲犬數應該為500隻,但台灣目前服役中的工作犬僅約30隻,離標準隻數差距甚大。
  如果依據這個比例,導盲犬應該是供不應求的狀態。然而,黎惠芸坦承,目前台灣對導盲犬的需求較低,因為視障朋友對導盲犬的接受度也沒有很高。“其實很多視障朋友不願意申請導盲犬,因為無法親眼看到,他們的觀念絕大部分都是別人告訴他的,比如家人會說,‘你連自己都照顧不來,還要去照顧狗?’或是‘家裡那麼小,沒地方養狗’、‘狗都很髒很臭’,所以視障朋友會退縮。”

  對於視障者來說,家人既是一道助力,也是一道阻力。除了可能阻止導盲犬的認養外,也可能因為“一旦出去後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哪”等理由阻止視障者出門, 使得視障者行動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使如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提供無障礙服務的計程車,車費只有普通計程車的一半,但仍舊比搭乘大眾交通工還要貴,長期下來仍是一筆負擔。
  況且,“台灣的道路環境很可怕”,視障人士一旦出門,確實暴露在危險中。黎惠芸記得在新西蘭時,車輛看到斑馬線,都必須禮讓行人先行。2010年12月國際導盲犬聯盟(International Guide Dog Federation)到台灣進行5年一次的評鑑,考察到惠光時,一位來自美國著名導盲犬學校的女老師觀看使用者帶導盲犬上路後,問了句:“你們的斑馬線有任何存在的意義嗎?”

  台灣為身心障礙者設置的無障礙空間,也仍舊有很大的改善空間。黎惠芸舉例,雖然首都台北的無障礙規劃已經比其他縣市要好,與從前相比也有了改善,但仍有許多巷弄沒有人行道、騎樓停滿摩托車、道路高高低低。
  因此,若視障者能獲得導盲犬的協助,行動上將有大幅改善,但在此之前,各方都必須先具備良好的觀念。黎惠芸與同事也相當努力向視障朋友推廣導盲犬。“導盲犬的觀念需要全面性的提升,不管是民眾、家人或視障朋友本身。”
  在推廣的過程中,黎惠芸深覺若資金不足,做什麼都有困難。“基金會必須自己募款,但若以一隻導盲犬培育10年來計算,將耗費新台幣100萬,很多人覺得,還不如把這100萬用在其他地方。”

  缺乏經費,就無法訓練更多專業人員與導盲犬,也無法加大宣傳力度,推廣導盲犬的觀念。“我們會申請內政部的公益勸募,但這些方案需要每年通過以後才能執行,所以我們不知道今年有沒有補助,即使通過,也不知道能拿到多少錢。”
  視障者能從事的工作不多,收入並非都很穩定,黎惠芸認為,目前在導盲犬這一塊,如果政府能提供經費,將對改善視障朋友的生活大有助益。“比如日本有的縣市政府會補貼視障朋友的導盲犬食物經費,每月台幣2000至3000元。如果台灣政府如果能多瞭解視障朋友,就會更知道他們需要什麼。”
  黎惠芸解釋,台灣視障朋友最主要的謀生工作就是按摩,其他視障者可能投入社工領域,或擔任盲用電腦教學、點字、按摩老師,也有人在政府機關、公司行號中做客服人員,負責接聽電話,也有人開設按摩院。但由於約有七、八成的視障者都從事按摩業,而按摩又需要相當大的力氣,也可能造成嚴重的運動傷害,因此職業生涯很短暫,因此大部分人所賺的錢無法提供他們一個長期、穩定的生活,如果能夠補助導盲犬的開銷,視障者申請狗兒的意願也會更高。
  雖然台灣人不缺愛心,但惠光目前獲得的捐款仍不足,黎惠芸認為,問題或許就出在台灣有太多身障團體了。“台灣其實很多人從事社會工作,但小機構實在太多,除了全國性的機構外,各縣市還有自己的組織,資源因而分散,但這些團體也很難聯合起來,因為大家都想當頭。”

  雖然在培訓導盲犬的這條路上,還有許多困難需要一一克服,但黎惠芸覺得一路走來還是感動的時刻比較多。“做社會服務的人大概都有一種想法:我們不是為了賺錢而來,我們就是想幫助人,可是進來這一行後,發覺不是自己想像得那樣好,並不是每個人都認同自己善意的舉動,我們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與挫折,比如被拒絕、政府機關不想推動我們的提案,或者想幫助視障朋友時,他們卻認為不需要幫助。”
  但在工作中最大的成就感,黎惠芸表示,就是看著狗兒們從小時候的調皮搗蛋、像瘋子一樣到處亂跑,慢慢學會各式各樣困難的工作,舉止也越來越好,可以安全地帶領視障朋友行走,而視障朋友也因為有了導盲犬,人格、自信心都有了相當大的正向改變,變得很堅強、很有安全感、很願意到處走,去嘗試新事物,人生之路因而變得更開闊。“這份感動,是讓我堅持下去的一個非常大的動力。”黎惠芸說。(《明鏡月刊》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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