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9日星期四

選舉真正的勝利是台灣的新共識

亞洲週刊

許知遠



當很多人宣稱選舉是「九二共識」的勝利時,它真正的勝利卻是一種「台灣共識」。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雨還是下起來,它比期待的更晚,它值得慶幸,還是太過殘酷?在一場勢均力敵的選舉中,偶然因素卻常成為決定性的力量。前總統的戲劇性表態,突然揭露出的弊案,一場葬禮,不知何處射來的子彈,或僅僅是一場大雨,都可能改變結果。

台灣人熟悉這些,期待這些,也厭倦這些。他們說,這是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以來,最「冷」的一次。這與兩位主要競選者的個人風格有關。不管他們多麼相互指責,卻是同一種人。他們都是全球化的一代,塑造他們的不是傳統與土地,而是技術化的教育背景。引領他們來到舞台中心的,不是強大的個人雄心與意志,而是官僚系統的邏輯與偶然性。對於各自的黨派,他們都像是擺脫了傳統的新人。但他們的新人的特質更多是表象的,他們不足以賦予各自黨派新的內涵與力量。

這與整個社會氣氛相關。這不是瓦解威權、初次品嚐到自由的滋味而倍感亢奮的時代。人們也厭倦了統與獨、本省外省的身份之爭。新一代台灣人正在興起。他們不是背負原罪的外省人,也不是悲情的本省人。身份認同仍重要,理性也已然到來。

在最後一週,選舉的氣氛逐漸熱烈,卻從未達致沸騰。兩岸關係最終成為了決定性的議題。國民黨許諾穩定,它沉悶、延續慣性。而民進黨則曖昧、躲閃,它強調要開始一個新時代,卻沒有令人信服的主張,它像是失去了重心,在一個業已民主的時代,它不再是唯一的「民主推手」,在一個不能大聲喊出「台灣獨立建國」的困境裏,它只能含混其辭,它想要賦予自己「公平正義」的新使命,卻又對於經濟與社會政策缺乏思考。

最終,它是一場沉悶的選舉,你也可以說它是一場理性的選舉,台灣人選擇不去激怒那個強大的鄰居。甚至天氣也在幫助這既有的秩序。誰都知道,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支持者是兩類人,藍營的中產階級們只要一場大風,就可能不出門投票,而後者「即使下刀子」也會趕往投票點。

雨水讓夜色中的喜悅和悲傷都更鮮明。在八德路上,馬英九喊出「我們贏了」,而在板橋,蔡英文說「可以哭泣,但不要放棄」。

勝利者與失敗者,都不忘展現風度。他們說,這是台灣人民的勝利。長久的彼此攻擊暫停了,他們感謝對手的參與,這一切都是為了共同的使命。不管這帶有多麼鮮明的政治修辭的色彩,但它的確是民主的勝利。當很多人宣稱選舉是「九二共識」的勝利時,它真正的勝利卻是一種「台灣共識」。

在國際舞台上,台灣人為自己的曖昧身份感到憤怒與不安,但在內部,一種台灣主體意識業已形成。蔣介石不會困擾於自己的身份,蔣經國說「我是中國人,我也是台灣人」,李登輝說「我是台灣人,但我也是中國人」,到了陳水扁,則是「我是台灣人,但我不是中國人」。不管馬英九多麼努力恢復兩岸關係,他的出生地是湖南還是香港,他首先要表白的是「我燒成灰也是台灣人」。強權人物把自己的意志加諸給社會,而民主體制下,政治人物要響應公的需求與情緒。這些台灣領導人對待身份認同的態度,正是台灣變化的社會心理的折射。

中國的語言、風俗、傳統,仍是台灣生活的重要部分,卻越來越不是身份認同的唯一來源。原住民、荷蘭人、鄭成功、日本人、國民黨、閩南人、客家人,美國影響,這些混雜的經驗已經逐漸凝聚成一個共同的台灣經驗。而民主政治為這種混雜提供了舞台、黏合劑與身份標籤。歷史與傳統並不是身份認同的唯一來源,身份認同也同樣可以建立於對未來的期待、建立於新創造出的政治與社會制度。

我還記得三週前,剛抵達台北時的一個插曲。我乘坐的計程車堵在忠孝東路時,司機打開了收音機,正是一樁沒頭沒腦的政論節目,言辭一如既往的亢奮、好鬥。「你看,我們想罵政府就罵」,開車的老兄說。他四十多歲,短短的頭髮分明的豎在頭皮上。他略微的口吃,人也溫和熱心,不過,這不妨礙他內在的驕傲——我這坐車的大陸人享受不到他們的民主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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