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家离开中国抵达美国的北京作家余杰13号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陪同下，到访自由亚洲电台总部，接受了本台专访。余杰谈到他来美国的原因，以及对当前中国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看法。我们将分三次播出这次专访的内容，下面请听本台记者何平对余杰专访的第3部分。
记者：“余杰先生，您刚才提到您的好朋友刘晓波先生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被中国政府判刑入狱。您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之一，您认为这一宪政性的纲领性文件对中国当前的知识份子产生了哪些影响？”
余杰：“《零八宪章》第一批的签署者有303人，差不多涵盖了中国体制内外非常有良知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老中青三代知识份子乃至于很多普通的工农身份的人，所以《零八宪章》差不多是1989年以后这20多年来中国知识界思考的一个总结。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其中最有争议性的，也是最让中共当局恼火就是其中提出了用联邦制来解决中国的国体和政治架构的问题。像这样的一些思想差不多在20年以前基本上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这也显示了今天中国知识界他们思想所达到的一个新的水平。但是非常遗憾、非常的悲哀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在西方社会已经是常识，可以说差不多是高中的公民教科书中都有的内容，但是在中国却变成一个大逆不道的，却变成一个被定义为涉嫌颠覆国家的一个罪名。”
记者：“我们注意到《零八宪章》作为相对温和的政治变革的一种宪政纲领，不但是在勾画一种宪政的体制，也更多地强调了民主机制在对中国长远的发展中的作用。那么，吴弘达先生，中国国内近期连续对一些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独立人士进行了叫做颠覆国家政权的宣判，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余杰先生的出走对中国的人权领域会造成哪些影响？”
吴弘达：“我请问，余杰有没有颠覆国家政权？他没有嘛，他就写一写文章给海外的网站，国内的网站不能登的嘛。国内的人看不到他的网站怎么能接受余杰的思想而去颠覆政权呢？刘晓波判刑抽了他几篇文章，有三篇文章是在我们网站上发行。我们网站是中国封锁的，在国内的人没有看到，那怎么颠覆呢？这就是这个政权的空虚、这个政权的专制最终的结果。但是也可惜有一个问题在这儿。国际上没有很好地站稳人权的立场来看中国这个问题。中国的人权问题非常大，可是美国的各届总统在这里面做的还不够、很不够。”
记者：“余杰先生，你在离开北京机场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警方人员是直接把您送进了飞机入口，不许亲朋好友的送别。目前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很多对您表达了祝福和问候的一些网友也是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您目前离开中国的一些社会效应，能不能请您借助自由亚洲电台则这次转播也向国内关心您的朋友表达一下您的心情呢？”
余杰：“最近两天以来我也在推特上、在新浪上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些关于我离开中国，他们有很多朋友发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评论。大部分的评论都是对我有理解、有同情、有支持，所以也让我非常感动。我对自己未来在美国的生活事业的这些展望，比如说我刚才给你提到的我要出版这些著作，要写的新的这些研究论文等等。所以我相信虽然我人离开了中国的土地，但是对中国的关爱对中国的观察、分析不会比我在中国的时候低。另一方面我到了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以后会接触到更多的资讯、信息，会跟西方世界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学者、作家交谈、沟通、碰撞，所以我相信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中并不是我离开中国我就会像一些前辈一样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没有办法继续自己的思想和写作。我对自己在这样一种新的生活阶段我觉得我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所以我不会辜负千千万万的这些读者朋友对我的期望。而且未来某一天像刚才吴老师也谈到，当中国民主自由有一定的空间的时候我会回到中国去，比如说未来某一天刘晓波先生从狱中出来，我们有可能合作来办一份报纸、办一份杂志，来做更多扎实的、很细致的启发民智的这样的启蒙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设工作，因为政治制度的变化固然重要，但是政治制度背后的精神、道德、信仰这样的一些更加基础性的工作可能更加重要、更加艰巨。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我个人能够 在美国这样的新的环境中不仅仅是成就我个人的新一段的事业，我也要利用美国这样的环境为仍在国内的那些在监狱受苦的一些朋友、同道、中国的脊梁，为他们来呼吁。通过我的写作和介绍，让西方世界更多地认识到他们，比如说像我写刘晓波先生的传记，我还会写更多的文章呼吁西方世界来关注，比如说像陈光诚这样的，像高智晟这样的仍然在困境中在迫害中的人，当然还有更多那些更加不知名的人，比如说像四川的刚刚被判重刑的刘宪斌，陈伟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责无旁贷的工作的一部分。”
记者：“请问余杰先生，针对各界的关注您是不是有一个举办记者招待会或者是发表公开声明的一个意愿？”
余杰：“对，再过几天以后我会有一记者招待会，会发表一份公开的声明，会把我这一年以来所遭受的这一切我会非常详细地披露出来。”
记者：“吴弘达先生，你还有什么要表达的观点？”
吴弘达：“我觉得他谈得很好，这是表达了他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谅解余杰所做的。”
记者：好，谢谢余杰先生，谢谢吴弘达先生，在这儿我再一次替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表示欢迎您抵达美国。”
以上是本台记者何平专访作家余杰的第3部分。
余杰：“《零八宪章》第一批的签署者有303人，差不多涵盖了中国体制内外非常有良知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老中青三代知识份子乃至于很多普通的工农身份的人，所以《零八宪章》差不多是1989年以后这20多年来中国知识界思考的一个总结。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其中最有争议性的，也是最让中共当局恼火就是其中提出了用联邦制来解决中国的国体和政治架构的问题。像这样的一些思想差不多在20年以前基本上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这也显示了今天中国知识界他们思想所达到的一个新的水平。但是非常遗憾、非常的悲哀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在西方社会已经是常识，可以说差不多是高中的公民教科书中都有的内容，但是在中国却变成一个大逆不道的，却变成一个被定义为涉嫌颠覆国家的一个罪名。”
记者：“我们注意到《零八宪章》作为相对温和的政治变革的一种宪政纲领，不但是在勾画一种宪政的体制，也更多地强调了民主机制在对中国长远的发展中的作用。那么，吴弘达先生，中国国内近期连续对一些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独立人士进行了叫做颠覆国家政权的宣判，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余杰先生的出走对中国的人权领域会造成哪些影响？”
吴弘达：“我请问，余杰有没有颠覆国家政权？他没有嘛，他就写一写文章给海外的网站，国内的网站不能登的嘛。国内的人看不到他的网站怎么能接受余杰的思想而去颠覆政权呢？刘晓波判刑抽了他几篇文章，有三篇文章是在我们网站上发行。我们网站是中国封锁的，在国内的人没有看到，那怎么颠覆呢？这就是这个政权的空虚、这个政权的专制最终的结果。但是也可惜有一个问题在这儿。国际上没有很好地站稳人权的立场来看中国这个问题。中国的人权问题非常大，可是美国的各届总统在这里面做的还不够、很不够。”
记者：“余杰先生，你在离开北京机场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警方人员是直接把您送进了飞机入口，不许亲朋好友的送别。目前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很多对您表达了祝福和问候的一些网友也是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您目前离开中国的一些社会效应，能不能请您借助自由亚洲电台则这次转播也向国内关心您的朋友表达一下您的心情呢？”
余杰：“最近两天以来我也在推特上、在新浪上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些关于我离开中国，他们有很多朋友发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评论。大部分的评论都是对我有理解、有同情、有支持，所以也让我非常感动。我对自己未来在美国的生活事业的这些展望，比如说我刚才给你提到的我要出版这些著作，要写的新的这些研究论文等等。所以我相信虽然我人离开了中国的土地，但是对中国的关爱对中国的观察、分析不会比我在中国的时候低。另一方面我到了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以后会接触到更多的资讯、信息，会跟西方世界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学者、作家交谈、沟通、碰撞，所以我相信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中并不是我离开中国我就会像一些前辈一样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没有办法继续自己的思想和写作。我对自己在这样一种新的生活阶段我觉得我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所以我不会辜负千千万万的这些读者朋友对我的期望。而且未来某一天像刚才吴老师也谈到，当中国民主自由有一定的空间的时候我会回到中国去，比如说未来某一天刘晓波先生从狱中出来，我们有可能合作来办一份报纸、办一份杂志，来做更多扎实的、很细致的启发民智的这样的启蒙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设工作，因为政治制度的变化固然重要，但是政治制度背后的精神、道德、信仰这样的一些更加基础性的工作可能更加重要、更加艰巨。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我个人能够 在美国这样的新的环境中不仅仅是成就我个人的新一段的事业，我也要利用美国这样的环境为仍在国内的那些在监狱受苦的一些朋友、同道、中国的脊梁，为他们来呼吁。通过我的写作和介绍，让西方世界更多地认识到他们，比如说像我写刘晓波先生的传记，我还会写更多的文章呼吁西方世界来关注，比如说像陈光诚这样的，像高智晟这样的仍然在困境中在迫害中的人，当然还有更多那些更加不知名的人，比如说像四川的刚刚被判重刑的刘宪斌，陈伟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责无旁贷的工作的一部分。”
记者：“请问余杰先生，针对各界的关注您是不是有一个举办记者招待会或者是发表公开声明的一个意愿？”
余杰：“对，再过几天以后我会有一记者招待会，会发表一份公开的声明，会把我这一年以来所遭受的这一切我会非常详细地披露出来。”
记者：“吴弘达先生，你还有什么要表达的观点？”
吴弘达：“我觉得他谈得很好，这是表达了他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谅解余杰所做的。”
记者：好，谢谢余杰先生，谢谢吴弘达先生，在这儿我再一次替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表示欢迎您抵达美国。”
以上是本台记者何平专访作家余杰的第3部分。
2 条评论:
余杰先生，你在离开北京机场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警方人员是直接把您送进了飞机入口。。。
有点意思。。。！！！！
高瞻好像也是这样送出来的。
侯德建离开时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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