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9日星期四

專訪袁偉時:清末已在改革,爲何爆發革命?

《新史記》袁偉時/民國元老熊希齡和胡適、馬君武等8人沉痛地指出:“民國十三年來之戰禍,全由於《約法》之不良。府院之爭、行政立法之爭,無非《約法》所致。”這是身歷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是經得起推敲的定論



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Photo By Jonas)


2011年10月3日,《新史記》高伐林先生提出以下8個問題,要筆者回答。這些都是當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淺陋,略獻芻蕘;不當和不及細論之處,敬請高兄和讀者指正和原諒!


新 史記:李澤厚先生最近再次延續他“告別革命”的思路,在接受採訪時說,要“告別辛亥革命”。余英時先生則認為,沒有什麼“清末新政”,清廷並無真正改革可 言,所以逼出了革命。您說過,晚清的當政者“是否能順應歷史潮流而採取改革與其步驟,這才是關鍵點。如果在改革步驟上跟得上歷史潮流,中國轉型的成本就不 會這樣高昂”。請問您對清末改革與革命的關係怎麼看?

袁: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00年義和團事件,60年間付出巨大代價,解決了一個問題:中國要不要學習西方,接受現代文化?

1901年開始的清末新政,進行了四大改革:

1.教育改革。廢除了科舉,建立新的教育系統,學習內容與現代文明接軌,不再局限於中國傳統的經史。

2.司法改革。斷然廢棄傳統的中華法系,接受大陸法系,制定新刑律、新民律和民事刑事訴訟法,取代行之已久的《大清律例》;相應地著手建立獨立的審判廳系統,取代傳統的司法與行政統一的體制。

3.啟動官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宣佈自1908年開始為期九年的預備立憲計劃。在實際執行中,並非徒託空言。各省咨議局和資政院先後成立,初顯威力。取代傳統的縣知事一元化領導下的宗法專制體系,鄉鎮至縣一級的三權分立的地方自治正在進行。

4.掃除阻礙工商業發展的種種限制,政府主動推動商會等非政治性的民間團體發展,經濟自由日益擴大,促進經濟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

這些改革是重大的制度性變革,不但促進了當時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而且進入民國後後續效應十分明顯。那麼,為什麼會爆發革命呢?

一是對抗、打壓群眾請願運動。
1910年初至1911年初爆發四次大規模的請開國會運動,清政府沒有順應民心,當機立斷,立即推行民主,實行憲政。反而羈押、遣送請願代表,只答應提前三年在1913年召開國會,實行憲政。

二是官制改革不進反退,1911年5月8日宣佈成立內閣。但是這是一個畸形的“皇族內閣”。內閣成員13人中,滿族8人,其中皇族又佔5人;蒙族1人;漢族只有4人!於是,士紳和中產階層對改革徹底失望,從反對革命轉向保持中立乃至同情或支持革命。

三 是忘記洋務運動失敗的教訓,違反法令,把依法成立的民營川漢鐵路公司經營的鐵路幹線收歸國有,激起強烈反抗後,又火上澆油,拘押保路運動領導人,開槍打死 示威群眾32人,終於導致1911年9月7日開始,四川“保路同志軍”圍攻成都等地,內戰延續一個多月,促使武昌秘密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乘機發動 起義,引發各省獨立大潮,大清帝國坍塌。
三項抗拒歷史潮流的倒行逆施導致改革進程中斷,重建全國秩序的過程漫長、崎嶇,代價巨大。

一再直言必須“告別革命”的李澤厚教授。

李澤厚教授痛心疾首,一再直言必須“告別革命”,是他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經驗總結,值得人們深思。(《新史記》第5期)


【袁偉時小檔案】
袁偉時,1931年12月生,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教授。已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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