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论东西方两种社会结构方式

说这个社会是由资本创造的，相信很多人不会认同；但如果说这个社会是由资本组织运转的，认同的人就会增多。资本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两种结构性力量之一，这是由市场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另一种结构性力量是权力。整个社会秩序，都是建构在这两种力量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重要特征。不明乎此，就会不能理解很多貌似不合理的现象何以顽固存在，而且还无法根除。

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那是一种建构在资本和权利而非权力基础上的社会。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是人权，即公民个人的权利，而不是民主。正因为将人权作为价值核心，整个政治制度都以此为基础进行建构，这样的社会对人权的保障较为充分。所谓现代政治文明，指的就是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由权利作为结构性力量建构起来的文明；而以维护权力为核心，由权力作为结构性力量建构起来的文明，则为前现代政治文明。

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适应性，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现代政治文明都优越于前现代政治文明。再完善的政治制度，对人权的保障都有其极限。由于还有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在起作用，当贫富悬殊、强弱力量的对比悬殊时，人权制度也不足以保障贫者和弱者的利益，这时贫弱者就会期盼权力的介入。所谓清官情结，就是由此而来。在上述社会背景下，清官的作用是人权制度所不能取代的。对于这种社会的贫弱者来说，有人权制度固然比没有好，但是还永远不够，他们宁愿选择有清官的权力结构型制度。

在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体制转型国家，由于阶层和财富的分化过于激烈，需要经过一次有效的反向调节，社会结构才能走向平衡，人心才会稳定下来。这种反向调节，同样不是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政治制度所能实现的，所以此时同样需要清官，需要强权政府。只有完成这种调节和平衡后，社会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人权与法治；这一步不完成，社会只能反复在左右中摇摆、颠簸和折腾，永远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