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槍還是不開槍：中國與東歐的後極權主義

具有本土正當性的中國共產黨，在1989年危機中得以存活的原因在於其對自身的「德性」(virtue)保持了信任，而且人民解放軍保留了對中共的忠誠，並遵守命令向抗議民眾開槍。與蘇聯的衛星國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在地緣戰略及意識形態上保持獨立性的中共精英從上層保留了其正當性。

文/Mark R. Thompson

中國、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所爆發的民主革命運動有著相似的開端，都是以群眾為基礎、非暴力的抗議來反對持強硬路線之政權。然而在十年多之後，中國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和東歐的成功革命卻變得似乎沒有什麼共同之處。這些國家之後的發展可謂「天差地別」。

在下令軍隊向和平抗議者開槍之後，中國共產黨統治者處決或囚禁了數以百計的民主活動人士，同時還逼迫其它民運人士轉入地下或流亡海外。而在1989年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卻從未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開火，且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政權隨後都垮台了。儘管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兩國均已不復存在，但包括近期選舉之後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內的彼此繼承者，都已變得民主化。

正如紐約大學政治系教授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對其所作的形容，東歐的民主化往往被視為「一個單一的雪球」（one single snowball）。 波蘭、匈牙利的協議式轉型與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式轉型兩者之間的差異一直都被人們淡忘，而後兩個國家在當時遭受血腥鎮壓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們忽視了。

相反，東歐的民主被視為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集團推行的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政治雪崩的必然結果。 因為中國的鄧小平並非是與戈氏相同的政治自由化推動者，對中國民主運動的鎮壓也就被視為向著非民主方向發展會出現的理所當然之事。然而持強硬路線的共黨領導層並非僅中國一家，儘管戈爾巴喬夫暗示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應該進行改革，兩國當時的領導人也同樣頑固不化。

人們很容易忘記當時兩國均瀰漫著一種恐懼：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議者將會遭受與中國學生示威者同樣的命運。東德政權故意製造了這類焦慮，該政權在當時選擇僅對中國政府擊敗「反革命」的作為大加讚揚。反對派領導人和普通示威者則以嚴肅態度看待這種赤裸裸的威脅。

1989年10月9日——發生在萊比錫的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一天——成千上萬民眾正準備和平反對東德政權的和示威，而東德領導人昂納克（Erich Honecker）卻在歡迎中國副總理姚依林訪問東柏林並讚許中共在天安門廣場採取的鎮壓抗議的行為。另一位東德政治局成員則警告兩位新教領袖說，北京「只是在地理上」遠離柏林，言下之意很明顯是在說東德政權不排除武力鎮壓抗議者這一選項。

對萊比錫這座城市而言，除了正規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史塔西），還有28個各有80名義務兵的流動警察小隊也被動員起來反制示威運動。政工人員向已經剔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成員之後的最終團體做了情況簡報。 「同志們，從今天起這就是階級戰爭……今天就將決定階級戰爭的結果，獲勝方要么是他們，要么是我們。所以要保持階級警覺。如果棍子不夠好用，那就用槍。（如果兒童在抗議人群中）那是他們活該。我們有槍，我們有後盾。」

萊比錫各家醫院都分配到了更多的血漿，這個信息讓示威者普遍聯想到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同樣，捷克斯洛伐克雅克什（Milos Jakes）政權中央委員會數位成員「草率的考慮了採取中國式方案的想法」……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在1989年11月17日抗議開始的第一周曾認真考慮過動用武裝部隊的做法。 抗議者擔心遭到開槍鎮壓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11月17日學生示威被野蠻驅散之後。

「為何柏林和布拉格所發生的事件並未與北京天安門事件以同樣方式收場？」這仍然是1989年革命歲月中最重要的謎題之一。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很少有人嘗試解答它。各種解釋往往太重視文化差異以至於看不出這種比較有何意義。

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國的保守派領導人宣揚了一種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認為西方式民主並不適合亞洲國家。 著名美國學者亨廷頓也以類似方式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間存在著的衝突。 儘管如此，前東德成功開展民主化及較早之前西德民主的成功已平息了關於東柏林的紅色普魯士和波恩的內閣民主的爭論，更遑論德國固有的威權主義特徵。

儘管台灣進行了民主化，但認為中華文化天然具有威權主義成分的相似成見迄今仍未被棄之一旁。 本文有意識地忽略了這些文化主義的論點、這些對一種文化內涵所做的假設、以及東方主義視角。學者們在思考為何中國會向抗議者開槍而東歐國家卻並未這麼做時，提供了四種重要解答：政黨的正當性（Party Legitimacy）、社會現代化、領導層的行為及反對派的策略。

儘管每種解釋都對解開此疑問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它們全都忽略了1989年時中國和東歐國家的共同政體類型及其亞型（subtypes）之間的差異。 1989年時的中國和東歐國家共黨政權都是後極權主義的政體，但在中國的「初期型後極權主義」與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的「晚期」、「僵滯型後極權主義」之間存在著重大差異。

杰拉爾德·西格爾（Gerald Segal）和約翰·菲普斯（John Phipps）提出了這個問題，即共產黨軍隊捍衛各國共產黨、對抗大眾抗議的動機是什麼。他們認為，在經歷過一次國內革命鬥爭的國家，軍隊會持續對共產黨效忠是因為本土性的軍隊都以爭取權力為第一要務。這樣的戰鬥有助於增強政黨與武裝部隊及革命密切相關的民族主義感。如果有操控性影響力的外國強權明顯非常希望軍隊如此行事，那麼軍隊就會付諸行動……也許是因為有蘇聯人，東歐共產黨政權才得以掌權，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之後它們便對自己的統治失去了自信。

東歐共黨政權的正當性危機的深度超過了中共政權，這是毋庸置疑的。這些國家決策過程中的關鍵要取決於蘇聯的態度也是世所公認的。在中國不存在外部的仲裁者，但東歐的情況卻是蘇聯當局的意見起到了至關緊要的作用……如果沒有蘇聯的同意或者至少是善意中立，1989年的東歐要發生革命是不可思議的。

杰拉爾德·西格爾和約翰·菲普斯關注精英正當性問題。與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在支配（domination）形式的分析中所強調的大眾正當性不同，精英正當性重點在於政權內部人士的忠誠。 瑞格比（TH Rigby）和費倫次·費赫（Ferenc Feher）認為，「即便是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大眾）正當性只起部分作用或完全不起作用的國家，正當化（legitimation）的模式作為統治者和其行政人員之間權威關係的基礎仍保留了其重要性。」

瑪瑞爾·馬庫斯（Maria Marcus）把即便缺乏大眾支持的共產黨政權的內部正當化稱為「來自上層的正當化。」 遵循這種論點，朱塞佩·Di·帕爾瑪（Giuseppe Di Palma）提出，雖然一個自我宣稱「有德性的政權（ virtuous regime）可以在沒有大眾支持的情況下存活……但當其不再相信自身的德性(virtue)時卻幾乎無法存活。」

丹尼爾·弗里德海姆（Daniel Friedheim）在其對東德安全機關精英所作研究中，用資料支持了這樣一種爭議性論點，即極度依賴外國支持的政權在戈爾巴喬夫掌權之後就失去了內部正當性。弗里德海姆針對「秘密危機團隊」成員——黨的領袖、文職國家官員、安全機關官員——所作的調查披露了在拒絕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之後，德國統一社會黨內部之前對於該黨執政目標近乎一致的支持突然受到侵蝕。

弗里德海姆暗示東德「團結、僵化的領導層」利用「無所不在鎮壓」」和對無組織的反對派的蔑視為自己營造了一個穩定的假像。但當從莫斯科發出的「霸權信號」（hegemonic signals）發生改變的時候，許多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干部便對他們政黨的正當性失去了信任，與此同時其軍隊機關的忠誠度也打上了問號。

儘管缺乏這類系統性的數據，但林茨（Juan J. Linz）和斯特潘（Alfred Stepan）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提出了一種類似的觀點。在戈爾巴喬夫掌權之後，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開始慌張和困惑起來，特別是當戈爾巴喬夫要求對蘇聯在1968年做出的干預行動予以譴責時，要知道蘇聯對布拉克之春所作的鎮壓正是捷克斯洛伐克強硬派存在的理由。隨著對自身統治權的日益質疑，當示威和罷工於1989年11月中開始興起的時候，捷克斯洛伐克的強硬派便快速失去了對該國安全機關的控制及其忠誠。

相較之下，具有本土正當性的中國共產黨，在1989年危機中得以存活的原因在於其對自身的「德性」(virtue)保持了信任，而且人民解放軍保留了對中共的忠誠，並遵守命令向抗議民眾開槍。與蘇聯的衛星國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在地緣戰略及意識形態上保持獨立性的中共精英從上層保留了其正當性。在一場危機局勢中，一個自信的黨保住了由解放軍的槍桿子中得來的權力。

然而現在看來，與1990年那時相比，西格爾和菲普斯的論點似乎不那麼具有說服力了。本土革命正當性並不足以挽救戈爾巴喬夫1991年在蘇聯的統治。他的政權並非是在面對平民革命的挑戰時崩潰，相反卻是在一場來自統治精英同志的失敗政變後垮台。蘇聯與1989年的東歐和中國情勢如此不同。但是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的共產黨都在精英正當性方面嚴重受挫。

在1991年8月份的蘇聯，蘇共地位下滑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大部分安全機關拒絕服從戈爾巴喬夫、蘇共及軍隊首腦的指揮。當外部依賴性或許使得共產黨政權更易在危機期間走向崩潰時，政黨從其革命過往所汲取的獨立地位及民族自豪感卻並非軍隊忠誠的保障——正如蘇聯的經歷所展示的那樣。無論是對本土政權還是對仰賴外國勢力之政權，都必須要更好地理解共產黨政權中政黨正當性下滑的一般性原因。

作者簡介：Mark R. Thompson，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政治系教授

原文出處：《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2001年第34卷第1期

此文由譯者團隊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