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8日星期日

赫魯曉夫與其前任蘇聯領導人的最大區別

赫魯曉夫是真下了決心,要和斯大林主義徹底決裂,並指望得到人民的熱烈擁護。他的秘密報告的確像個大錘,給那個反文明世界敲上了第一枚棺材釘。但是,無論是國際共運,是蘇共,還是赫魯曉夫,都再未能從那打擊中恢復過來,從此走上了下坡路


《新史記》蘆笛


赫 魯曉夫成為蘇聯“第三代領導核心”後,大刀闊斧地在各方面開展了改革,試圖造出一個比較和平寬鬆的內外環境來,用中共在60年代為他總結的罪狀來說,便是 “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黨,全民國家”。頭兩“和”,指的是東西方使用和平手段解決彼此分歧,以和平競賽證明自己的制度優越 性,也就是老鄧說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制度優越性必須體現在生產力發展上;而“和平過渡”則是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可以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權,並 不一定要走武裝鬥爭的道路(這其實是西歐共產黨提出來的,那兒的人民對武裝鬥爭毫無興趣,如果共黨要搞“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則只會淪為自絕於人民的罪 犯)。“兩全”其實就是幾十年後江總書記提出“三個代表”論,是對斯大林“社會主義越前進,階級鬥爭就越激烈”恐怖政策的否定,也是試圖回答斯大林與後來 的毛澤東製造出來的理論難題——在一個消滅了私有制的社會中,竟然不僅還有脫離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而存在的剝削階級,而且其抵抗還能隨著社會主義的勝利越 來越激烈。
赫魯曉夫。

理 論問題不論,赫魯曉夫和前任的思路其實是一致的。他們都認識到,斯大林以恐怖手段推行軍國主義,鞭笞全民苦吃苦做,把掙來的一點血汗錢基本用去製造武器, 在國際上到處尋瑕抵隙搞搞震,試圖打開缺口,最終征服全世界,這種野蠻的治國方式,是再也無法堅持下去了。因此,最好還是與資本主義國家握手言和,藉此削 減國防預算,“鑄劍為犁”,讓政府能將金錢用於和平建設。而且,政府總不能永遠將迫害與屠殺本國人民當成主業,使國家永遠處於緊急動員狀態。所以,最好還 是內外都放鬆一下,集中精力去從事經濟建設。幾十年後,中共拋棄“抓革命”,只去“促生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的就是赫魯曉夫開闢的道路。

赫魯曉夫與其先驅最大的區別,乃至與幾十年後鄧小平等人的區別,還是他在蘇共20大上作了秘密報告,揭發了斯大林駭人聽聞的罪行,啟動了短暫的“去斯大林化”。

在 三十年代的大恐怖中,赫魯曉夫雙手也沾滿了鮮血。莫斯科市38名最高領導幹部中,有35名被殺,而莫斯科省143名各級黨委書記中,只有10名活了下來。 其時他是莫斯科市與莫斯科省的第一把手,逮捕那些官員必須經他簽字批准,然而他卻無所作為,並未出手援救部下和朋友。不僅如此,1937年6月間,政治局 給莫斯科省下了指標,要該省逮捕35,000名“敵人”並處決其中5,000名。兩星期後,赫魯曉夫便超額完成了任務,向斯大林報告已經逮捕了 41,305 名“罪犯與富農份子”,其中8,500名應被處決。

當然,赫魯曉夫這種態度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蓋他在1923年曾加入托 派。幸虧他主動向斯大林作了交代,而斯大林又很喜歡他,庇護他過了關。此後郵電部人民委員安迪波夫被捕,咬上了他,斯大林還親自質問過他,幸虧他保持鎮 靜,應對得當,才僥倖逃過一死。不難想像,如果他敢出來援救誰,立刻就會把自己送上斷頭臺。

然而他並不是對斯大林沒有腹誹,早在大清洗 中,他就曾向朋友私下發洩過不滿。在貝利亞被槍斃後,赫魯曉夫得以看到內務部的秘檔,深為斯大林犯下的罪行的宏大規模震動。他於是如幾十年後的胡耀邦一 樣,開始為那些被冤枉殺害的老布爾什維克及其家屬平反,把倖存者從勞改營裡放出來(貝利亞在此前釋放的是非政治犯)。

那些人中,有位他的 老朋友阿列克賽·斯涅果夫,該同志生命力比較強,在北極圈內的勞改營中熬了16年竟然還沒死。斯大林死後,他通過關係,寫密信向赫魯曉夫求救。赫魯曉夫將 他從勞改營中放出來,用為審判貝利亞的證人,此後又讓他當上了勞改部門的高官。斯涅果夫和赫魯曉夫作了幾次長談,把他在勞改營裡的可怕遭遇告訴赫魯曉夫, 並敦促赫魯曉夫在即將召開的20大上就斯大林的罪行作出交代。他跟赫魯曉夫說,如果赫魯曉夫默不作聲,那就是參與掩蓋斯大林的罪行。米高揚也對赫魯曉夫 說,如果不在黨代會上把斯大林幹過的爛事講清楚,那麼將來若被人揭發出來,則他們統統都要變成斯大林的同犯。於是在1955年10月間,赫魯曉夫便向政治 局提出在來年召開的20大向全黨通報斯大林的罪行。是年12月底,他向政治局建議成立個專門的委員會來調查此事。(《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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