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余杰著《刘晓波传》序

余杰写刘晓波的传记，真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一方面刘晓波不可能找到比余杰更出色当行的作传人；另一方面，余杰也不可能找到比刘晓波更能使他全心投入的写传对象。关於这一点，后文还会作进一层的解释，暂止於此。现在让我对这部传记作一高度概括性的介绍，以为读者理解之一助。

我认为本书有三个最值得注意的特色：

第一，本书并非孤立地呈现刘晓波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而是将它置於整个历史变动的大脉络之中。正因为如此，他的精神成长和发展才段落分明地展示了出来。从十一岁到二十一岁（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是他在精神上启蒙和奠基的阶段，但恰好处於「文革」时期。「文革」虽是中国人的普遍灾难，却意外成为刘晓波的一种福祉，使他在一段时间之内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精神上的束缚。这一点点自由的幼苗不断在他心灵中茁壮，终於成为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刘晓波。难怪他后来要说：「我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

从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九年则是刘晓波生命史上第二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他一方面完成了中国文学的专业研究，取得了博士学位（一九八八年），另一方面他的自由精神已沛然莫之能御，自八十年代初开始，便冲出了文学专业的领域，而驰骋在思想和文化这一更广阔的世界中。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记住：这一段时期，由於胡耀邦、赵紫阳两人主持党和政，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较为宽松的局面。本书在叙事过程中便隐隐约约地将这一独特的历史背景透露了出来。例如提到刘晓波在一九八八年应邀赴挪威讲学，作者写道：

那时「反自由化」运动经赵紫阳的抵制逐渐淡化，北师大的「小气候」相对宽松，他得以顺利出国讲学。（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到二零一零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则是晓波生命史上的第三阶段，本书叙事主要集焦於此。全书共十章，自第三章以下都是属於第三阶段，因此记录十分详尽。在这八章的长篇叙述中，晓波个人在这二十年中的一切遭遇更是和历史脉络紧密相连的。所以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社会动态也随着晓波的一言一行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自一九八九年以来，由於东欧和前苏联先后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亡党」的恐惧成为中共一党专政的主旋律。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中共在过去二十年中怎样时轻时重地惩罚晓波，这一点便显露无遗了。无论是短期监禁、在家软禁、或「劳动教养」，都和他的言行对於政权所构成的威胁一一相应。换句话说，对政权的威胁越大，惩罚也越重。毫无疑问，晓波在二零零八年底所推出的《零八宪章》构成了对「一党专政」的最大威胁，因为这可能引发稍后在中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茉莉花革命」。明乎此，则晓波为什么在《宪章》发表前夕（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被秘密拘禁，并在一年之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一年，便完全可以理解了。

第二，本书记述晓波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相当详尽，我们稍加推导，便能看到他的心灵发展的整体过程。这是本书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前面提到晓波精神进程的三个阶段，现在我要进一步指出：这三个阶段是一种内在理路的展开，由低而高，逐层拓广。他在第一阶段所获得高度自由为他在第二、第三阶段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基本动力。

徐友渔曾以「思想彻底」作为晓波的主要「特徵」（见第二章第二节所引），我完全同意。但是我要下一转语，这一特色正是他的自由精神的呈露。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中渡过的，所以他没有受到长期而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很早便形成了向权威挑战的心态。此外他和同时少年一辈相比，还有一个很独特的人生经验，即一九六九——一九七三这几年，他随父亲到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插队。在这个草原、荒漠与森林的广阔边境，他可能有机会和当地农民、牧民摔跤、喝酒，打成一片。（见第一章第三节）。也许由於这一背景，他的思想和写作之中往往贯注着一股浪漫奔放的精神，和他所体现与向往的自由相得益彰。自由加上浪漫奔放便造成了晓波的「思想彻底」。

晓波思想的「彻底性」表现在很多方面，这里姑且举一二事例为证。首先，从消极方面说，他对於共产党的否定是彻底的，从意识形态到统治都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以意识形态而论，他对八十年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启蒙者提出锋锐的批判，并不是抹煞他们的重大贡献，而是因为他们在思想突破方面不够彻底，「本身还拖着一条长长的旧意识形态的尾巴」。（见第二章第二节）再就现实政治来说，一九八八年他在香港便公开发表了《混世魔王毛泽东》的评论，这更是彻底拒斥中共政权的一种明确表示。

其次，再从积极方面看，晓波对於普世价值的追求也同样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前面曾指出，晓波在思想成长最初阶段已完全认同自由的价值。但在第二、第三两个阶段中，他则不断地致力於自由的深化和扩张。从他最早（一九八四年）发表的《论艺术直觉》和《论庄子》两文来看，他是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中寻求自由。这正是为什么他特别注意到庄子的缘由。因为，一方面，《庄子》这部书恰好体现了最纯净的自由精神。自严复至萧公权，凡是深入西方思想的现代学人，都对《庄子》有这样的理解，如《逍遥游》可以看作是自由的至境，而《在宥》则是「最彻底之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如所周知，《庄子》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源头。但是晓波很快地便将自由推向文化和思想的广大世界，一九八六年轰动一时的《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即其明证。不但如此，他在字面上斥责的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专制制度，但事实上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锋遥指「党天下」的统治。这可以说，在扩充的过程中已将自由深化了。

一九八八年晓波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这也是对自由进行深化的一大努力。他的论文题目是《审美与人的自由》，其中一个核心观点便是「因审美得自由」。（见第二章第三节《从审美走向自由》）当时美学讨论很热烈，而康德哲学也相当流行；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晓波所选择的论题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特别强调「美」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显然由於受到了康德的启发。康德在他的第二《批判》（即《The Critique of Judgment》，中译《判断力批判》）中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的论断：我们对於纯粹的「美」的判断必须超出一切利害（即：「disinterested」）之上，也不能在「美」的对象（如自然界的花）之外，赋予它以任何外在的目的。康德称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自由的」（「free」）。换句话说，人只有处在这样一种「自由」状态之下才能成就美感的判断。（他称此为「自由的美」，「free beauty」）。这里毋须追究晓波和康德之间的异同，但晓波论文的主旨是要使我们对於自由的理解深入到哲学的层次，则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审美与人的自由》这部专论必须看作是晓波在深化自由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但晓波关於自由的最后、同时也是最圆熟的理解，则见於《零八宪章》。《宪章》第二节《我们的基本理念》劈头便说：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宪章》当然代表着所有起草人和签署人的共同理念，并不是晓波一人之见。然而，由於晓波是两位主要起草人之一，我深信「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这一特别提法也同时折射出他个人长期探索自由真谛的终极体悟。

最后，我要指出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晓波的精神品格的成长历程在叙事中逐步呈现了出来。余杰写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而不是什么「横空出世」的「天纵之圣」。因此他并不讳言晓波早年所遭受的种种批评，如廖亦武说他「好斗」、「霸道」等等。而且余杰也指出：「年轻的刘晓波有着强烈的表现欲望，也知道如何制造话题，吸引眼球。」（均见第二章第二节）但是通读全书，最使我感动的则是晓波的精神境界随着他的苦难经历而一层一层地向上攀升。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他从美国赶回天安门广场是这一精神旅程的始点。从「六二绝食」到说服戒严部队让几千学生从广场撤离，晓波的心态显然已从早年的激进转向和平渐进。这当然是一次精神的大提升。此下一再入狱和出狱后的监视、软禁、传唤、暴力殴打、「劳动教养」……种种数不清的迫害都只能使他的精神境界越来越高。所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他在法庭上最后陈述道：

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

则是印度甘地最后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不经过千锤百炼，是不可能「坚守」下来的。中国人的精神修练自来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静坐涵养」（如二程、朱熹），另一条是「事上磨炼」（王阳明），晓波的精神旅程是循着「事上磨炼」的方式完成的。这一旅程在本书中有极其生动的记述，读者必须熟读深思而自得之。

这里我愿意用我和晓波的两次短暂的直接接触，为他精神升进的实况作见证。

我第一次和晓波会面是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当时有一场讨论中国大陆情势的聚会在纽约举行，来自大陆的与会者包括刘宾雁、王若望、阮铭等人，晓波也在应邀之列，因为他恰好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和我的谈话。我事先已听说他是大陆文坛最具反叛性的青年作家，因此我问他是否已习惯於美国的学院生活？纽约和北京对比在他心理上引起了怎样的反应？他相当激动地说，他完全不能适应纽约生活的孤寂和淡而无味。他告诉我：他在北京差不多天天都有讲演，听众不计其数。每次讲完，必得到无数的「鲜花」和震天的「掌声」。「鲜花」和「掌声」是他的原话，他一再强调，因此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但那一天（四月十五日）恰好听到胡耀邦的死讯和北京大批学生游行悼念的报导，与会者的注意力完全被这一新闻所转移，我和晓波的对话也就此中断了。我当时虽然很欣赏他的坦率，但终觉得他过於受当时大陆上浮躁风气的感染，虚荣心未免稍重。但不久之后听说他毅然不顾个人安危，回到北京，积极参加了天安门的民主运动，我对他的印象立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遗憾的是，此后我一直没有和他再见面的机会。

我第二次和他接触是通过长途电话，事在二零零七年夏天，距初晤已十八年了。不知为什么他忽然心血来潮，从北京家中打电话向我致意。他当时非常忙碌，除了争取人权的许多活动外，他又接办了苏晓康「民主中国」的网站，同时还担任着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我对他当然十分关切，电话上大约谈了十几分钟。最使我感觉深刻的不是别的，而是他的态度和语气与十八年前判若两人。他变得心平气和，富於温情而全无激情；设计中国前景之类的大问题，他既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着手。余杰对晓波曾有以下一段描写：

九十年代以来，晓波如同一块被时间和苦难淘洗得晶莹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当年个人英雄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污垢，他变得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宽容、越来越谦卑，用刘霞的话来说，就是越来越让人感到「舒服」。（见《看哪，这个口吃的人——我与晓波交往的点点滴滴》，收在本书「附录二」）

我和晓波的两次谈话恰好可以和余杰的观察互相印证。

我在序文的开头说，由余杰执笔为晓波写传，是「天作之合」。现在我可以交代一下这句话的根据何在。我的根据便是上引余杰那篇《看哪，这个口吃的人》。以年龄而言，晓波和余杰是两代的人，但他们却生活和思想在同一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们之间的「气类」相近也达到了最大的限度。读者只要能细细体味余杰这篇回忆的文字，必能得之。陈寅恪形容他和王国维之间的关系，写下了「许我忘年为气类」之句；他们也是「气类」相近的两代人。陈寅恪写《王观堂先生輓词》和《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都传诵一时，流播后世，正是由於「气类」相近，惟英雄才能识英雄。现在余杰写晓波生平，不但有过去，还有长远的未来，携手开拓共同的精神世界。这将是历史上一个最美的故事。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余於普林斯顿

余英时，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