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6日星期三

是白宮拒郭見布什,不是我與王怡



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傻瓜”?(6)

  ——余傑答《中國密報》

《中國密報》記者陳小平

 《中國密報》:2005年“郭飛雄事件”中,一方意見認為,是你及你的朋友們與郭飛雄切割,認為你們是搞捍衛宗教自由的,而郭飛雄是搞政治或民運的,最後將郭飛雄排除在當年5月11日布什總統接見的中國大陸人士名單。你在回答質疑時說這次會見是“布什與三位來自中國家庭教會的基督徒之間的私人交流”,而反駁你的人認為,各種信息說明,當天,布什總統會見的是“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有分析意見認為,你們此舉是“路線鬥爭”中的“權謀”,如果今天再來看這件事,你還堅持原來的看法嗎?


郭飛雄寫過若干鼓吹民族主義和專制獨裁的文章(照片: RFA)


  余:2005年5月,我與王怡、李柏光應邀赴美國出席“宗教自由與法律”研討會,並拜訪美國國會、國務院、智庫、教會和媒體。此前我並不知道另一位維權人士郭飛雄也被邀請與會。因為郭既非律師、又非基督徒,跟會議的主題無關。

  我在此前幾年與郭見過面,對他的許多觀點和做法都非常不認同。如果我知道郭也被邀請參加這個會議,我就會拒絕參加這個會議。可是我卻被蒙在鼓裡,我是在飛抵華盛頓機場的時候,才知道郭也是與會者之一這個消息的。

  在會議期間,郭發表了大量不當言論。在正式會議結束之後,與會者一同赴德州米德蘭參與聖經學習課程。抵達米德蘭之時,我和王怡與會議主辦方達成共識:余、王二人此後不再與郭一同以會議的名義出席公開活動。

  次日,布什總統將接見與會成員的消息傳來。我和王怡及主辦會議的“對華援助協會”向美方提出,因為與郭飛雄在信仰及政治見解上迥異,加之其發表過若干狂熱民族主義的和反美的言論,不宜與之一起參加會見.

  次日,美國駐華使館一位負責人權事務的一秘蒐集了我們幾人的背景材料,通過美國駐華雷德大使匯報給白宮方面,雷德大使親自建議將郭從會面者的名單上刪除。這樣,白宮才作出決定,不會見郭。作出最後決定的,不是我與王怡,而是白宮。後來《華盛頓郵報》訪問了美國使館的發言人,披露了這一決策過程。可惜很多人根本不看英文報導。

  那次會見確實是探討宗教信仰自由的議題。後來我們三人發表的會談紀要都有清楚的顯示。會談結束後,布什總統等美方高級官員與我們一起手拉手禱告,既為中國禱告,也為美國禱告,會與者全部都是基督徒。後來,白宮網站上對此次會見的報導,以“總統會見中國人權活動人士”為名,而非“會見來自中國的基督徒”,是因為白宮也面臨著美國政治中的“政治正確”的壓力,他們擔心民主黨方面批評這樣的活動宗教色彩太強,故意作了這樣的模糊處理。結果,這一報導被某些人抓住,成為指責我們“說謊”的所謂證據。

  後來,郭被捕入獄,我們面對各種指責只能把保持沉默。如今,郭已經獲得自由,我想,我可以將我們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的分歧呈現出來了。郭寫過若干鼓吹民族主義和專制獨裁的文章。在“九一一”之後,他在《美國的道德缺陷、威望泡沫和制度優勢》一文中寫道:“連個本拉登就能把美國整成這個熊樣兒,假如美國一意孤行要武力阻撓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中國人發動反抗,美國人吃得消嗎?……九一一受襲,是美國社會為身當全球霸主付出的代價,是它為控制中東石油產區的地緣戰略格局付出的代價。”

  在《自由民主和中國國家安全》一文中他寫道:“美國的軍事強力部門,還處在對外基本不文明的狀態。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諸多機緣不佳的民族,為美國的這個‘基本不文明’流了大量的血。”在《2003年朝美對決與東亞地緣政治》一文中,他歌頌北韓獨裁者金正日:“小國朝鮮能夠製造高精確度的導彈,的確是驚人的成就。人總是要死亡的,但是導彈技術永世長存,它是‘天下公器’,它對民族利益的捍衛和促進具有恆久的、越來越重要的價值。……作為責任擔當者,金氏父子的確為民族復興大業立了功,有導彈為證。”並攻擊布什總統宣佈北韓為“邪惡國家”是“冷漠、傲慢”。

  學者焦國標撰文揭示韓戰真相,郭在《焦國標的言論越出了人倫底線》一文中辱罵說:“焦國標的思維再度扭曲,深藏在心中的毛蟲急速膨脹,終於用鐵寫的文字,證明了自己不過是一個違背天理人倫的怪物,一個地地道道的小丑。……對於那些鼓吹和宣揚違背天理人倫的謬論的傢夥,要步步追打,不到他們放棄,絕不停止。”

  在《毛澤東的地緣政治遺產》中,他歌頌毛澤東說:“頂天立地的毛澤東,不僅善於運用戰爭領導藝術,而且善於發揮軍事實力的無形威懾作用,令中國一掃1840年來的恥辱,令漢民族一掃1000年來屢屢挨打的文弱氣質,豈不雄哉,豈不偉哉!”

  在《中國國家安全領域正面臨一場思想風暴》一文中,他將新疆、西藏的民族分離主義和台獨勢力視為“破壞中國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認為“西藏和新疆的問題,其實不是由人權問題引起的,並不嚴重涉及主權和人權的矛盾,而是由一部分人企圖謀求‘藏獨’和‘疆獨’導致的。”

  他宣稱“國家的地理依存高於民族自決權”,等中國軍事勢力更加強大之後,不惜對美、對日、對台開戰,要“發展起三至五百枚或者更多的可以打到美國本土的洲際導彈”,“假如中美發生直接的戰爭,美國過來的軍事主力,是三五艘航空母艦,美國必敗。道理很簡單,航空母艦在現代飛機和導彈面前不經打,航空母艦一沉,海空力量將全軍覆沒。”我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如此反美、反西方的人,為什麼要將被美國總統接見視為最大的榮耀呢?

  我當然知道所謂“拒郭”的決定會讓我陷入爭議的漩渦,甚至一度成為“箭垛”。但是,我仍然做了我該做的事情。我對自己的定位很清晰:我是一個獨立知識分子,而不是政治家,我不會像共產黨那樣對締結“統一戰線”有興趣。我尊重不同觀點的表達,但我不會跟持郭這樣持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激進主義觀點的人成為朋友並共同參與公共活動。儘管這一事件給我帶來很大的困擾,但我並不後悔當年的決定。這與寬容無關,每個人都會堅持他行事為人的某些原則。

  不過,這件事也給我一些教訓,我也由此對自己有了更清晰的定位,那就是:我不是一個活動家,對於公共活動的參與應當自我設限,我不具備處理紛繁複雜的公共時間的那種才能;我的長處是在書齋中思考和寫作,我應當固守這一“天職”(《中國密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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