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太不懂得中國政治

《新史記》李南友（遺作）

（續前）1985年10月《鏡報》發表了一篇文章中說：“傳聞在堅決主張整肅于浩成的人中間，已經想出了新花招，他們打算名正言順的用‘年齡過線’的藉口，把 這位社長兼總編輯的烏紗帽摘掉。”其實，這位記者的觀察力不算太高明，用“年齡過線”為藉口恐怕還算是給了于浩成一個體面的下台階。按照堅決主張肅清于浩 成“流毒”的人的意見，應該公開地撤銷他的職務。
中國大陸局一級的官多如牛毛，但在于浩成這個小小的烏紗帽被摘前後卻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1986年1月1日《華聲報》還專門在頭版發了一篇記者的專訪，《坐在總編輯的皮椅上—于浩成訪問記》。

但總編輯的皮椅終於從于浩成的屁股底下被撤去了，不僅皮椅被撤去了，還讓他坐上了冷板凳。隨後，外出參加學術活動的費用很多不給報銷了，甚至有的榮譽職務也 相繼在不知不覺中悄悄挪掉了。好在于浩成的頭銜一大堆，一時也撤不乾淨，他是：《法律諮詢》雜誌社社長、《法學雜誌》主編、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 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雜文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法學研究所名譽所長、北方圖書公司董事長……

1987年新聞報刊重新實行登記，可《法律諮詢》在直到最後一天延期還不予登記，理由是于浩成是社長。為了挽救這家雜誌，有關負責人在新聞出版總署只好答應先用他人的名義申請登記。
于浩成絕沒有預料到他的一次談話會受到這麼多上層人士的重視。然而他並不後悔，他認為，這個講話比較全面的反映了他這幾年思考的結果，也是他的心裡話，實踐證明也是正確的，缺點是有些地方用詞不太妥當。但講話畢竟不是寫文章。

于 浩成在1985年8月14日的《檢查與申辯》中，對他同香港記者談話背景作了說明，對他的觀點做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說：“實際上，我在談話中說，我反對的 是一些地方和部門在選拔‘第三梯隊’中的具體做法。絕非反對中央這一戰略部署。據我所知，當前廣大幹部和群眾對此意見不少，議論紛紛。我在6月7日在中國 政法大學講課時談的也是這方面的意見。《人民日報》8月7日評論員文章《老幹部薦賢舉能要注意三個問題》，提出選拔幹部接班人不能憑個人好惡，不要只看到 自己身邊的幾個人，不能憑老印象辦事，說的也是這個問題。”

他說：“我現在仍然認為公開討論現行政策和法律對於發展 社會主義民主是必要的，這不能與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混為一談，也不能說是不要党的領導。”他引用鄧小平同志的話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 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在和平建設時期，我認為似應強調生動活潑，而不是輿論一律。對於執政黨的領導來說，多聽聽不同意見，是大有好處的，怕的是死水一 潭，萬馬齊喑，而不是有些不同的聲音。特別是理論、學術問題的探討，過分強調統一紀律，一定會阻礙科學的發展和進步，這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大業是極其不利 的。党的領導應鼓勵黨員敢於提出創見，而不是稍有不合便認為是邪說異端，這是有關徹底肅清‘左’的殘餘，增強黨的團結，使黨的事業更加興旺發達的重要問 題，我懇切希望領導上給以認真考慮。”

他最後還說:“由於部黨組的報告只是摘到我談話中的錯誤言論而且夾敘夾議，上綱上線，使人難於看到我談話的整個精神和全貌，我要求將我的談話全文，同部黨組的報告一併上報。……”
但是，于浩成的要求沒能如願，他雖然是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但他是太不懂得中國政治了。

始料未及

什麼樣的世面都已見過，以天下為己任的于浩成對種種不公平的待遇都已置之度外。他只有一個要求，能讓他說話。但是，離休以後的于浩成，各方面的不便接踵而至。
最明顯的是車子沒有了，他職務多，工作忙，看到他戴著近視眼鏡，搖搖晃晃的騎上自行車去參加活動，人們真替他擔心。

在 他離休時，公安部的負責人找他談話，答應為他參加各種學術活動提供方便條件，可是談完話不久，情況馬上有了變化。不僅外出活動交通費難以報銷，有一次，青 島和安徽合肥都有學術活動，于浩成有篇論文要在合肥的全國法律思想史學術討論會上交流。他請女兒將論文帶到他的單位去打字，然後請群眾出版社趕印出來，想 不到竟要他付出300元，他一個月的工資才多少？即使把整月工資付出去也不夠。

有人最討厭于浩成說話，可是他又偏偏 不會看別人臉色，他說：“人老了，有時候就有一種歷史責任感。中國現在誠實敢言的人太少了，什麼都要等待，‘寬鬆’也是這樣，今天有人可以給你寬鬆一下， 明天也可以收回，希望不能寄託在哪個領導人身上，並老是等待什麼恩賜。這實質上還是奴性的表現，為什麼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主人呢？”
于浩成想 當主人。他說：“我認為，為人民服務的提法也不科學，為人民服務，實質上還是一種恩賜，你需要我，不能沒有我。這與‘為民做主’或叫‘與民做主’的思想是 一脈相承的。仍然是沒有把人民放在主人的位置上，因為沒有把公民的民主權利看成是至高無上的。我看社會主義現階段，倒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比較適 宜。”

他一再聲明：“當前更主要的是反對封建主義，而不是什麼自由化。”他一再呼籲政治民主化，讓人民有議政權。當 討論新聞出版法時，他說：“若果這個法的主要方面不是保障人民言論出版的權利，而是從控制、從限制，怕人民濫用權利這方面的成份更多一些的話，那還不如沒 有這個法律好。”
于浩成說：“沒有探索，沒有創新，沒有不同實驗的比較和不同意見的討論，我們的事業就沒有生氣，努力發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和創造活力，振奮起全民族探索創新的勇氣，是我們理論和事業不斷發展的希望所在。”
在劉賓雁到美國講學前夕，他專門寫了一首詩《贈別賓雁兄》:“故鄉如醉有荊榛，遠渡重洋泣逐臣，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于浩成的種種言行，有的人贊同，也有的人反對。也有些人認為于浩成這個人真呆，丟了社長的烏紗帽還不覺悟，他們當然不會理解這一個追求真理者的責任心。（新史記》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