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筆驚風雨》揭國民黨秘史

亞洲週刊

陳之嶽
八十年代逝世的中華民國財政部關務署長周德偉回憶錄《落筆驚風雨》面世，披露親歷親聞的國民黨史。他不齒國民黨許多高官都是抱蔣介石的腿起來的，而蔣更是竊取青幫的方法辦黨。


美國城市社會學家雷·歐登伯格（Ray Oldenburg）說，城市裏的上班族除了住家和辦公室之外，有餘暇常會到附近的咖啡廳、酒吧或理髮店裏和友人聊天。歐登柏格把這些聚會交流場所稱為「第三空間」（Third Space）。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台灣大學附近有一座日式庭園建築「紫藤廬」，從八十年代初以來即成為台北文化界、學界、政界和媒體人的「第三空間」。他們常在紫藤廬喝茶，閒話上下古今、暢論中外大事、互訴心中塊壘。

三十年來，紫藤廬一直在台灣知識群眾裏扮演著重要的第三空間角色。紫藤廬是中華民國財政部關務署署長周德偉的宿舍。周氏擔任十九年署長，一九六九年退休，一九七五年偕妻移民美西加州，一九八六年病逝洛杉磯，享年八十四歲。周氏夫婦育有三子二女，其幼子周渝於一九八一年初將新生南路三段十六巷一號住宅改成台灣第一座人文茶藝館，迄今每日仍茶香繚繞。

周德偉（字子若）一九零二年生於湖南，善化（今長沙）人，其父幼時與鄰居黃興（克強）交往甚密。周氏聰慧過人，一九二零年就讀北京大學預科（兩年制），後進北大經濟系，受業於顧孟餘、陶孟和、張申府、劉文典等名教授門下，與日後成為汪系（精衛、兆銘）大將的顧孟餘關係尤深，受其提攜和影響亦大。周氏自稱：「一年級結業後余能自讀德國典籍……我在預科二年級已讀完十本以上的大著……。」主講社會學的陶孟和指定學生讀赫胥黎著、嚴復譯的《天演論》，周氏說他在中學二年級即已讀過。因家庭變故，周氏讀完北大二年級即輟學。之後他歷任湖南醴陵縣立中學教員（教國文及黨義）、國民黨醴陵縣黨部監察委員、獲國民黨中宣部長顧孟餘任命為中宣部總幹事、《武漢民報》總主筆。

一生浸潤於海耶克思想

一九三二年四月，周任職鐵道部（部長為顧孟餘），顧欲派周出任平漢鐵路局副局長，周不願就任，但請其恩師派他公費留學英國。周於一九三三年抵英，就讀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拜奧地利裔經濟學家海耶克（F.A.Hayek，哈耶克，一八九九至一九九二）為師，從此一生浸潤於海耶克之學說與思想。一九六五年，海氏初訪台北，周德偉曾於《中央日報》撰寫轟動一時的專文《介紹海耶克給中國知識群眾》。周氏回憶說：「余自入研究院後，選擇海耶克為指導教授，對彼所主持之討論班從未間斷參加……。」周氏未讀博士學位，他對海耶克說：「余求為學人，不求為博士，博士論文題旨太窄，余不樂受拘束。」海氏笑曰：「聞落後國家重視外國高等學位，汝返國後能以學士自顯乎？」周答道：「余自信尚能應付中國之環境，余在中國之師友亦不重視此物。」

周於一九三六年轉赴德國，當柏林大學哲學院研究生。周氏說：「時希特勒聲勢甚盛，黨風傳入柏林大學，教授多為年輕人，每開講時，教授即命學生起立，高呼聖希特勒（Hail Hilter）！余惡之，從此不聽講，只在圖書館中研讀所愛好之典籍。」為了要向派他出國留學的顧孟餘有所交代，乃以德文撰寫《中立貨幣論》，約十萬言。

周氏於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攜妻子與一子一女返國，任教湖南大學並兼經濟系主任。一九四零年十二月，當選為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出任財政部參事。一九四九年遷台後出任財政部關務署長，暇時著書立說，並在台灣大學兼課。關務署中高級官員皆知「署長很有學問」，官聲亦佳，但能了解或欣賞其學問者並不多。周渝說他小時候，其父「定期邀集來台的自由主義學者們，如殷海光、張佛泉，徐道鄰、夏道平……等在我家聚會，因為這個聚會，使我家經常在特務的監視當中」。曾致力於台灣民主運動、小劇場運動的周渝說，他的父親「雖然晚年常為疾病所折磨，但他仍在母親辛勤的扶持下，經過幾年的努力，翻譯完成海耶克八十萬字的巨著《自由的憲章》。以及好幾篇共十餘萬字將西方自由哲學、法治思想、功效哲學與中國儒學做深度對話與討論的文章」。

但周德偉對史學界與知識界的最大貢獻，乃在於留下了一本極有價值的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與周弘、周渝兄弟交情很好的李敖說﹕「周德偉死後，周渝把他老爸的回憶錄影本送給我，內容坦誠精采。」周德偉把他所親歷親聞的國民黨史寫出來供後世閱讀，台北遠流出版社今年六月出版了這部極具震撼性的回憶錄。在《蔣介石日記》公開後，兩岸史學界（特別是大陸）對蔣歌功頌德之聲響徹雲霄，此書有極大意義。周氏說：「我不寫國民黨史，國民黨將永無真史！」又說：「我只能就我的接觸，寫出片斷的真相。但此片斷的真相，多為世人所不知，所以不失其重要性。」周渝說：「父親晚年寫這部回憶錄，其實負著一個巨大的使命，等於是重寫國民黨史。」

周德偉說：「我坦白承認，追隨過汪精衛、顧孟餘，但自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後與他們中斷了關係。」他在晚年寫國民黨的點滴時說：「所謂現任中央委員，最大部分均是抱著蔣介石左右的一條腿起來的，或是從蔣介石宮廷內出來的宦豎，他們均未參加過國民革命。……例如以柔滑著稱、並無惡名的現任總統嚴家淦，在我們於十七、十八年從事革命運動時，他還是京滬鐵路局的一個課長，稍後又做了洋行的買辦，收購農村的雞蛋，他何嘗懂得革命。」

周氏指出：「國民黨的史料，都控制在黨史委員會，此會的主任主委及委員們，向來看著蔣介石的顏色行事。現在更不成話，宮廷的宦豎小人也當起主任委員來了！保存的黨史及史料，不知經過若干拋棄、修改、杜撰、匿藏，凡不利於蔣家的資料都一概無存！例如吳稚暉是蔣介石的國師，他每天有日記，死後，蔣介石派其機要秘書整理吳的資料，預備大事宣傳，但整理之下發見吳稚暉晚年有不利於老蔣及小蔣的言論，老蔣就命其一火燒之。又如黃興是何等重要人物，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後趙恒惕請我與羅家倫交涉，刊印黃興的史料，結果只印出《黃克強書翰墨跡》，只是有關黃花崗革命以前的親筆文獻，其餘一概無有。事後羅家倫親自告我，尚有許多資料不敢印行，因為關涉中山及陳其美的事件太多。」周氏說，有關章太炎、宋教仁、章士釗的革命活動和畢生史跡「硬被當權的國民黨人埋沒無存！且加以污毀！國民黨的最大缺點是不愛惜人才」。

對孫中山汪精衛之看法

周氏說他「對（孫）中山並不是百分之百崇拜，他自民元以後直到民國十三年，將最大部分精力用之於掀起戰事，自信太甚，以為自己當政就可解決一切，未免將事象看得太簡單了！……孫文學說完全以他自己個人為中心……我想全國人民如果只以一人一黨為中心，則他人之靈明皆錮蔽，國家未見治理得好」。周氏認為：「國民黨人自毀長城，失去領導群眾的實際巨魁，蔣氏不能不負其責！」周氏說：「汪精衛於每一場合均發表演講，具極大之煽動力，足以提高士氣，亦是成功因素之一。……反之，蔣介石的著作，超過其所讀的書何止數千倍，請問幾個字是他自己寫的！」

蔡元培等人雖認為汪精衛是孫中山最適宜的繼承人，但汪「太感情化，容易衝動，考慮事理欠周密」，最後選定深沉冷靜的顧孟餘來輔佐他。地質學家李四光在英國曾對周德偉說：「汪先生以一文人而與蔣中正鬥，必失敗無疑。」做過汪精衛秘書的谷正綱曾介紹周德偉和汪精衛暢談，「晤談甚歡，二次均留午餐」。汪對他說：「余早知左派罵余為漢奸，余祖宗墳墓均在中國，且追隨孫先生多年為黨效死命，何致出賣國家民族利益。」

抗戰軍興，蔣召開廬山會議，周德偉說：「時徐恩曾任中央統計局長（情報機關），懷中藏有蔣之支票簿，凡參加會議人員之有求者，徐即立開支票，大肆收買，全無艱苦抗戰之氣象。汪則寒儉，然未聞有人反汪也！」周氏指出﹕「蔣介石辦黨之方法乃竊取青幫辦幫之方法，非中山辦黨之方法。」

周德偉所尊崇之海耶克曾獲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其著作數十年來在美國讀書界乏人問津，二零零九年一月奧巴馬上台後，右翼的福斯（Fox）電視台極右名嘴格林·貝克（Glenn Beck，現已離職）在節目上大肆宣傳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而使該書驟然暢銷。事實上，海耶克並不是華文媒體與學界所慣稱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而是自由至上主義者（libertarian，又譯自由意志論者）。兩者雖皆崇尚人權、民主、自由，但自由至上主義者力主個人第一，應嚴限政府的權力，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彌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二零零六年卒）和目前參與角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德州眾議員朗·保羅（Ron Paul）皆屬於自由至上主義者。在西方，沒有人會把自由至上主義者列入自由主義的行列，他們是旗幟鮮明的保守派。

周德偉生前曾請湖南大老趙恒惕書寫「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對聯。周氏曾對李敖說，上聯寫的是他，下聯寫的是蔣介石。周氏生前用力介紹和闡揚海耶克，但他揭露國民黨另一面的回憶錄卻將長留史冊。唯一的遺憾是回憶錄殊欠完整，僅寫至抗戰初起即戛然停筆，而徒留缺憾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