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3日星期五

重慶模式收效顯著,廣東模式有利發展

內幕記者柯宇倩/“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已成為中國發展道路上兩個最具代表性的模式,其中重慶模式著重政府的服務與管控,廣東模式追求公民參與和法治,前者為大政府小社會,後者是小政府大社會,兩個各具特色的模式引發各界熱議。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博爾大學(Ball State University)經濟系榮譽教授鄭竹園在接受《內幕》採訪時分析,重慶模式在住房問題上提出實在的改善方案,但廣東模式提倡的精神是“行正道”,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更有利。

廣東改革開放歷史長

相較之下,鄭竹園對《內幕》分析,廣東模式顯得比較籠統,省內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施政特點,如深圳、惠陽、廣州均有自己的改革與創新,有人更認為廣東模式應以廣州模式作代表,而廣州模式最突出的是動員人民的能力,例如在全民參與亞運會與治水上均取得成功,此外,廣州也注重培養人才,建構職業學校與企業合作的體系,並在施政上徵求地方的意見,而不全交由政府來掌控。

整體來說,廣東模式注重主動開放,重視個體發展,並朝預算、人事、國家企業等各項公開化的目標前進,同時重視人才的培養和任用。鄭竹園說明,2011年以來廣東新任的地級市黨政正職24人中,“60後”的為主幹,占了將近80%,“70後”的則逐漸嶄露頭角。此外,超過80%的人擁有研究生的高學歷,也有海歸博士任市長。

鄭竹園對《內幕》分析,廣東因為歷史背景不同,是最早改革開放之地,因此改革風氣也較盛行;目前全中國的6個經濟特區,3個在廣東,其餘分別是福建廈門、海南省的海南島、新疆的霍爾果斯。

“自從鄧小平1978年的南巡後,廣東開始有珠海、深圳、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從此與外國的經濟活動有了聯繫,所以廣東模式的形成有很長的歷史。”鄭竹園表示,廣東的開放也反映在網路問政上,此措施讓政府在網路上與民眾對話,為順應時代科技的創新舉動。此外,廣東也提倡黨組織退出企業,讓企業擁有更大的自由,都是一種進步。

鄭竹園對《內幕》表示,2007年汪洋接任廣東省委書記後,提出自己的一套想法,主要為一些基本概念;汪洋強調經濟、社會、文化、政治上的法治建設,依法行政、推進司法公正、保護市場的合法權益,認為如果一切依法辦事,就會形成一個真正的法治、民主、現代公民社會, 不用太多的政府管制。因此,開放、法治、重人才,可說是廣東模式的特點。

長期來看廣東模式更有利

重慶與廣東模式一個重點在政府、一個重點在市場與個人,鄭竹園表示,雖然兩者方法不同,但目地都是希望提升人民生活,也都各有長處;例如在解決中下階級人民住屋問題上,重慶模式更完善,而在提供公租房的同時,政府也嚴格限制投機性購房和炒房, 因此重慶的炒房問題不如廣東那麼嚴重。

受到熱議的“唱紅打黑”,鄭竹園認為某方面來說達到安定社會的效果。鄭竹園對《內幕》表示,“打黑”見到了成效,基本得到社會贊同,“唱紅”有回歸原來社會主義的意味在,因此受到很多人批評,但“唱紅打黑”都目標社會穩定,也是一種成就。

重慶模式是政府在領導、重視民生,廣東模式則希望由民間領導,目標建立自由開放的公民社會,注重“人”的因素,鄭竹園說:“廣東接近香港、澳門,開放氣氛下,形成許多重慶沒有的社會條件,例如廣東有全國最多的華僑,從前中國革命的領導人,比如孫中山、洪秀全,也都是廣東人,廣東在改革過程中一向居於領先地位。”

因此鄭竹園認為短期來說,重慶模式收效明顯,比較實在,但長期來講,全面提升公民意識的廣東模式對區域的前途發展更有利。


重慶市偉書記薄熙來。(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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