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海內外輿論把所有的關注點聚焦在薄熙來的進退上，那就會產生偏差，坐失在十八大權力交替前，向中共建言或者呼籲的機會，因為中國目前問題重重，如果不加以正視，不讓準備上位者看到狀況，看到危機，看到改革的方向所在，那麼，這場十八大的權力交替，就會演變成純粹的赤裸裸「權力分贓」，人民的呼聲，社會的需要，都會被忽視，被棄置，被「和諧掉」。過去一年，薄熙來的所謂「重慶模式」，在左派力量和民粹主義思潮的「加持」下，持續發酵，唱紅打黑成了各地仿效的模式，薄熙來以「民意」為依據，以「業績」為支撐，向「進入十八大常委」的政治目標發動衝擊。
如今，我們可以看到，重慶在經濟和民生工程上確實有成績，但「唱紅打黑」根本不是薄熙來要深化改革的一種新嘗試，而是要求更多權力的一種手段，這與毛澤東當年為了打倒黨內對手，防止自己被權力邊緣化而發動文革，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也是為何中國的改革派、自由主義派，或者有良知的學者，對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相當擔憂，對孔慶東、司馬南，「烏有之鄉」等民粹主義精神領袖，「左派」大本營瘋狂推崇薄熙來和唱紅打黑感到危機重重的原因所在。從王立軍事件就可以知道，重慶模式在指導思想和具體推動的過程中，有很多問題，也與法制原則相違背。
如今，薄熙來、王立軍、黃奇帆三架馬車推動的重慶模式，以及他們本人是否依法辦事，正在中央受到嚴格的檢查，是非曲折，等待結果就是。但是，中國的前途，改革開放的前途，並不與薄熙來一個人的政治前途劃上等號，十八大的權力交替，也不與薄熙來一個人是否入常劃上等號。中國這艘巨輪正在經過一個歷史的轉捩點，它向何處去，關係到14億中國人的命運，關係到兩岸三地的命運，關係到亞洲的命運，也關係到世界的命運，因此，海內外輿論不能沉浸在薄熙來、王立軍命運的猜謎之上，而是要從各個角度給中國把脈。
簡而言之，當務之急，就是對胡溫體制的近十年運作，進行分析批評，點出問題所在，在督促其「善始善終」的同時，也給未來十八大的接班人提出改進要求，這樣，才能進行良性累積，更上層樓。同時，把中國面臨的危機和問題點出來，成為公眾輿論，也可以間接制約「沒有節制的權力分贓」，給十八大人事的最後決定者施加壓力，在某種程度上要選出能幹事的人，而不是一味地任人唯親。不管中南海喜歡與否，公眾輿論，在中共執政的過程中，正在發揮更大的作用，在中共十八大人事決定的最後關頭，公眾輿論不能自動缺席。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