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7日星期六

茅于轼获美国弗里德曼自由奖遭环球时报挖苦

法廣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83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获得了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颁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奖金为25万美元,该奖设立于2002年,两年评选一次,今年的颁奖仪式将于5月4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对此,中国经济学人网在微博上引述茅于轼说:“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

不过,这一来自国外的奖项,却引起了国内某些人士的担忧。对此,《环球时报》3月30号的一篇署名评论员文章就挖苦说,茅于轼是朝着“自由”方向猛跑并不太顾及其他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茅和同伴跑得越猛,影响越大,牵制他们的力量就越需要出现,否则中国就会是在山区下坡路上制动失灵的危险卡车”。“西方对于中国人的那些政治化奖项,选的基本上都是自由派人士,西方显然愿意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来主导中国社会。中国成为那辆下坡猛冲而制动失灵的卡车,西方的颁奖相当于再猛踩几脚油门”。

《环球时报》的文章又说,“中国知识分子大概都懂得团结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茅于轼先生以其80多岁的见识,体会应更深。做到观点尖锐,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容易,但帮助国家团结却常常是又累又落埋怨,希望茅先生敢于携自己对公众的影响力,加入到这个行列”。对此,有网友点评说,照此说法,立场观点一向尖锐的茅于轼先生,就是不“帮助国家团结”了,这恐怕是对“团结”的严重误读,甚至是偏见。只有相似的声音和相近的立场,那不叫团结;有不同意见,却不让充分表达,也不叫团结。

4月5日的《青年参考》上作者包丽敏的文章说,事实上,有共识是团结的基础,而共识要形成,需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表达、互相碰撞,并最终达成平衡。不让各种观点和意见经过充分讨论和争论的所谓“团结”,就是伪团结,而那些理性的批评者,又何尝不是理性的建设者呢?理性的批评过程,同样也是建设的过程。对于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基于其专业素养而进行批评和建言,不仅是他的天职,也是他爱国的主要方式。茅于轼等人的言论当然需要制衡,但制衡并不意味着不让他充分表达,哪怕是以“尖锐”的方式。

在言路畅通的环境下,各种声音、各种立场,无论温和,无论激进,只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不挑战文明底线,不侵害他人私域,总能达成平衡。而从另一个角度想,茅于轼等人的言论,又何尝不是另一方向言论的制衡者呢?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是爱国的一方,而将异议者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同样,也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是“帮助国家团结”,而持不同意见者则是不帮助国家团结。将尖锐的批评和不同立场的观点,归入“不团结”的队列而加以排除,其实才真正有害共识,伤害团结。

包丽敏的文章最后强调说,茅于轼先生多年来积极倡导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理论,作为一个不懈的批评者和建言者,他的价值自然无需一个外国奖项来突显;他的价值,也不必因为获了奖而放大,但更不应该因为获了奖而被贬低。

另据《联合早报》的报道,今年83岁的茅于轼曾长期从事铁道机车研究,1957年被划成右派,文革后转向经济学研究。1993年从社科院退休后,茅于轼与其他四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至今,作为民间独立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茅于轼向来以倡导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抨击专制时弊著称,他曾公开批判中共领袖毛泽东“祸国殃民”,被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列为“汉奸。2004年,茅于轼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2007年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知识界10年影响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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