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7日星期四

江迅:紀念反右55週年要求國家賠償

香港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反右運動五十五週年,並呼籲憲政,推動政改。與會者為來自大陸﹑台港和全球的右派﹑右派後人,以及研究學者;要求尋覓真相﹑徹底平反及國家賠償,匯入中國維權激流之中。

香 港有一家民間團體:五七學社,成立五年;香港有一個網站:www. 57hk.org,開通多年;香港有一場學術研討會:五七精神,薪盡火傳——紀念反右運動五十五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六月十日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五十五 年前,即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撰寫的《這是為什麼》,由此,中共從「大鳴大放,幫助整風」轉為「全面反擊,大抓右派」。歷 史天空,似水流年。故史殘留的那一頁墨蹟牽引著後人尋覓真相,呼籲憲政,推動政改,要求徹底平反,要求國家賠償,成了數百萬右派及其後代當下的共識,涓細 的平反索賠籲求匯入國人維權激流中。

紀念反右運動五十五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由香港五七學社、香港法國文化中心、香港城市大學聯合主辦,與 會者近百人,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有香港的,有日本、美國、澳洲、新西蘭的右派和右派後代,以及研究學者。香港五七學社成立於二零零七年,即整風反右運動五 十週年之際。主要成員是居住在香港的當年右派分子、右派二代,甚至三代,以及研究學者。學社是鬆散的學術團體,大約有二十人,其中一半當年是右派。

五 七學社總幹事、《一九五七受難者姓名大辭典》主編武宜三六月一日接受採訪時說:「這個會其實應該在北京、上海或者廣州舉辦,應由中央統戰部或者中國社會科 學院來主辦,把全中國健在的右派一代老人、右派二代、右派三代的代表都請來。但現在卻沒這麼做。讓人意外的是,這個研討會居然成了中國大陸國家安全和社會 維穩部門二零一二年的『監控重點』,全國許多地方的右派老人都受到勸告、警告,被談話,雖態度尚比較客氣,但其緊張、嚴厲的程度,卻是一九七九年右派被改 正以來所沒有的。」

就這樣,大陸很多人就來不了香港參加研討會。其中有北京的任眾、博繩武、俞梅蓀、上海的彭志一、裴毅然、雲南的余永慶、趙正榮、重慶的蔣文揚等。他們很氣憤,說﹕「右派不是糾正了嗎?為什麼還限制我們的自由?香港不是回歸了嗎?為什麼不讓我們到自己的土地上走走?」

五 十五年前的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給共產黨提意見,信誓旦旦保證「言無不盡」、「言者無罪」,各級領導再三動員人們給共產黨提意見。但沒 過幾天,即六月八日,毛澤東就翻臉不認人,幾乎把所有給共產黨提意見的人全打成右派分子和其他各種分子。事後,毛澤東說,自己是「搞陽謀」,是要「引蛇出 洞」,就是有意叫你上當,然後「聚而殲之」。當局以「莫須有」罪名把超過五十五萬(官方數字)中國知識分子及其他人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不經法律 程式,即把其中絕大部分所謂右派押送去勞教,關押達二十多年之久。大批右派分子或被折磨致死,或被殺害。他們數以千萬計的親屬好友師生受株連,淪為政治賤 民,造成一些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其後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右派分子獲「改正」、「糾正」,而不是平反。

來自重慶的右二代、五七學社幹事馬文洋說,經過半個世紀,右派分子絕大部分已離世,但倖存者仍有過萬,這些飽經磨煉的民主戰士,人還在、心不死,他們雖已年屆古稀、行將就木,但仍高舉維護憲法的大旗,為徹底平反右派,要求國家賠償而奔走呼籲。

當 年反右運動究竟揪出多少右派,目前有三種不同說法,第一種是官方說法,當年中央組織部正式認定的右派有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個,這只是中共當局在一九七 九年對右派「改正」的數字,實際上,從中央到地方都保留一定數量的右派不予改正,七九年後又改正了幾批,直到現在,還有人沒有得到「改正」。第二種說法, 有學者認為,加上中右分子、內控右派、疑右分子,以及工、農、中小學生中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壞分子,多達一百三十萬人。現在已查明的資料表明,當時最小的 右派是十二歲的小學生,最老的是一百一十八歲的老和尚。

武宜三說,當年四川省在中學生裏就劃了不少所謂「三類、四類」學生,這些學生不叫 右派,但是享受右派待遇:不能上大學、不能參軍、不能當幹部,只能去農場、農村勞動改造,或者被升級為反革命分子。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出版過一本書《回 眸一笑——我在太陽不落的年代裏》,對此就有詳盡記載。他說,反右運動就是黨國領袖、執政黨對人民、中共黨員的欺騙﹑非法迫害甚至群體滅絕。一旦戴上右派 分子、中右分子的帽子,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九死一生,有的株連九族,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餓死,有的被自殺,有的被槍斃。

武宜三說,中共是個無法無天的黨,一個單位的支部書記就可以把別人隨意打成右派分子,然後送去勞動教養,他不需要上級審批,更不需要法院審判,隨意性大,所以很難有準確的統計數字。

他 說了個發生在甘肅省敦煌石窟的故事。那裏有個敦煌研究所,當年研究所所長是常書鴻,研究所的中共支部書記是常書鴻的夫人李承仙。研究所裏有個畫家,叫畢 可,畢可是資格非常老的「老革命」,從來不把李承仙看在眼裏,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畢可就被打成右派分子而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教,結果在農場裏被折磨而 死。多少年後一查,畢可的檔案居然還在常書鴻辦公室文件櫃裏睡大覺。

不是右派也算右派

原來,畢可被定為右 派的申報,上級沒有批准。但畢可已經死了,這個檔案就一直放在文件櫃裏。畢可在不在這「五十五萬」裏?全國到底還有多少這樣的畢可呢?誰都說不清。都說常 書鴻是個偉大的藝術家,他死後,很多人寫文章紀念他,可是在畢可這個案件裏,他分明是個謀殺犯,至少負有領導責任,是共犯。

武宜三說: 「畢可的檔案畢竟找到了,但相信有更多人的檔案沒有了。中共的領導人大都是農村、山溝裏出來的,沒有管理知識,不講程序,沒有規範,根本就不重視生命。反 右研究專家丁抒收集了一百個縣的人口、右派數字,然後做了計算。他認為右派分子是一百八十萬左右。我也查了幾百本縣誌,認為一百八十萬的數字,是可以接受 的。」

武宜三認為,當下有一個錯誤概念必須糾正,即「右派已經平反」,很多右派分子本人也常常這麼說:「我平反了。」其實,右派分子只是 被「糾正」、被「改正」,被「糾正」、「改正」的意思,是說你本來不是右派,錯劃了,現在讓你恢復當年待遇、級別,如果曾經是黨員、團員,被開除了的,現 在恢復你黨員、團員的資格。沒有道歉,也沒有賠償。你一九五七年時是科員、工資六十元人民幣,一九七九年改正了,你還是科員,你的工資還是六十元,從一九 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被扣掉的二十多年工資,就沒有補發給你。

武宜三繼續說,至於在這二十二年中,你受了多少罪,家人受到怎樣株連,也不管 了。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右派學生沈元遭迫害受不了,一九六八年用鞋油把臉塗黑,化裝成黑人,到蘇聯駐華大使館去尋求政治避難,結果被抓。一九七零年,當局以 「反革命」、「叛國」罪判處他死刑,被槍斃了。到一九八零年,當局對他媽媽說,「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以糾正」,「撤銷」原來的《判決 書》,「對沈元同志宣告無罪」。人都殺掉了,「撤銷」《判決書》,「宣告無罪」有什麼用?非常荒唐。

香港五七學社的研究人員翻查全國二千 多本縣誌中的數百本,史料記載如下:湖南省衡陽市:挖出右派集團一百一十八個,劃右派分子三千八百五十四人,其中中共黨員一百八十七人,右派佔全市人口百 分之一點五,照此比例,全國就有超過九百七十九萬右派分子。河南省有九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佔河南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零點一八六,按此比例計算,全國有右 派分子一百二十萬人。

研究認為,抓右派比例更高的是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省會城市等所謂「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反右派運動最火爆的省 份是四川、安徽、山東、河南等。到五七年十二月底,經北京市各級領導機關審查批准的右派分子有七千七百八十七人,據官方披露的數字,北京大學被劃為右派分 子的有七百一十五名,未戴右派帽子卻受各種處分的有八百四十二名。這些數字都是被縮小了的,因為僅僅五八年從中央機關||一機部、文化部、教育部、商業 部、外交部、建工部、國家計委、財政部、僑委、中央氣象局、新華總社、對外文委及軍委各部被送去北大荒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就有一千四百一十七人。部隊其他 系統、北京市機關、工廠企業、商店和大中專學校以及社會各階層的右派分子還沒有統計在內。

再以山東省青島市為例:到一九八六年為止,「糾 正」了幹部、大學生中的右派分子四千六百零八人,工人、民警、營業員、聯合診所大夫、民辦教師、社會人士、修女等人中的右派分子或戴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帽子的七百三十七人,因鳴放言論未戴帽子而受到各種不同處理的六百一十七人,總人數就達五千九百六十二人。遼寧省大連市:全市在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確定右 派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中右分子共五千六百九十人,經複查改正五千六百四十三人,七九年「不予改正」的還有四十七人。由此可知,從五七年開始的反右派運 動,中共把許多知識分子和其他各界人士打成的各類分子,其中除右派分子、極右派分子外,還有中右分子、右言分子、內控右派、右傾分子等,從「右派言論」引 出的各色「分子」,「未戴帽而受處分」者。

當年右派、香港五七學社高級研究員陳愉林接受採訪時說,整風反右運動,是中國人民民主運動的一 個重要里程碑。在中共號召整風運動之初,廣大知識分子本著社會進步、人人有責的使命感,積極響應號召,以和平方式向執政黨提出各種批評和建議;表達了愛祖 國、愛人民、促進步的熱忱。他說:「如此席捲全國而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完全符合憲法。但如此正義、合情、合理又合法的運動,卻遭到殘酷鎮壓。」

陳 愉林認為,五十五年前的這場整風反右運動是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文字獄。這個運動進一步把中國拖進專制獨裁的深淵,為日後的「文革」、「六四」準備了條件, 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災難。後人應該從制度層面研究,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運動,造成這麼大的傷害。反右運動對之後的中國的影響,包括一黨專政、個人獨裁、說 假話等,可以說五七年反右運動起了一個很壞的開頭。

他說:歷史證明,當年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批評和意見都是正確的,中共當局也因此對近乎全體的右派分子作了糾正、恢復了名譽和政治地位。但執政者仍頑固堅持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問題只是擴大化而已」的立場。

為何不許回憶討論

陳 愉林說,為了催生和發展中國民主政制,執政者本應進一步對右派分子徹底平反、公開道歉、作出經濟賠償或撫恤,給予公正的評價和宣揚。可是,執政者卻迴避、 抵賴,把反右運動列為禁區,不許回憶、不許討論,甚至繼續打擊和迫害敢於要求徹底平反的倖存者及其後代,企圖掩蓋歷史,篡改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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