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部長龍應台的沉默

吳典蓉

　日本德川幕府年代迫害天主教徒，其中一種逼迫教徒棄教的方法，就是要他們踐踏耶穌畫像，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踏繪」；日本作家遠藤周作的小說《沉默》，寫的正是耶穌會教士為了救贖眾人，寧願叛教踏繪、自陷沉淪的故事。

　所以，當文化部長龍應台不願直接回應白色恐怖的加害者問題時，對很多過去支持龍應台的人而言，這是龍應台踏繪、背叛自己的信念？還是她有更大的救贖理念？

　龍應台被放到祭壇上，她得到閣員中最嚴厲的批評，「厚臉皮！」對以知識分子自許的龍應台，絕對是難以承受之重；但是，公共知識分子從政，必然會面臨昨日之我對上今日之我的問題，早日剴切陳詞、對抗不義，如今當官後為何就苟且妥協？

　龍應台顯然已有準備，接下來被要求回應六四事件時，她更進一步的說，換了位置一定要換腦袋，身為作家應該有勇，但台灣社會期望她的不只有勇，她必須同時有謀，為台灣爭取最大利益。

　勇與謀！龍應台似乎是心知肚明的提出韋伯式的答案。德國社會學家韋伯認為，政治家必須有三種人格特質，熱情、責任感及判斷力。但其間有內在的矛盾，因為，熾烈的熱情和冷靜的判斷力，如何在一個人身上並存？

　韋伯認為，熱情政治家的特色，正在其精神的強烈自制，而不是沉迷於「沒有結果的亢奮」之中。因此對韋伯來說，判斷力是政治家最重要的心理特質；這是一種對人對事的距離，如此才能夠心沉氣靜的去面對現實。韋伯所重視的判斷力，似乎也可從龍應台的「有謀」中找到蛛絲馬跡。

　判斷力之所以重要，在於其呼應韋伯提出的「責任倫理」。相對於只問理想不問後果的心志倫理，責任倫理必須謹慎處理手段與目的的問題，因為政治上的無奈是，善因未必有善果，有時候必須以爭議性的手段來達到善的目的。

　當然，就像後世學者所形容的，韋伯有刻意貶低心志倫理的傾向，他說：「一個人所關心的，如果是自己靈魂的救贖，不會以政治作為達到這些目標的途徑。」政治有其不同的倫理規範，公共知識分子只要潔身自愛，但真正的政治家有時候必須為了救眾生而沉淪。回歸到龍應台，當她如此抉擇，擔罵名可能是免不了的。

　龍應台提出一套政治倫理觀，但最後能不能成立，還是要看龍應台所謀為何？她的大目標究竟為何？文化部的作為尤其重要，這一點龍部長也許可以有比較完整的說明，讓我們知道她的堅持為何；否則，責任倫理也可能一轉身就變成毫無理念的權謀，這才是最令人憂心的。



台灣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