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2日星期四

从乌坎看中国社会分裂的制度化


2011年中国经济之三

晴朗

2011年尾声, 中国广东省陆丰县乌坎村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有组织的维权抗争。据广东省官方府说法:乌坎村事件属于村内利益纷争,利益的一方是任职时间过长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主要负责人;另一方是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村民。问题哪里如此简单?

仅仅根据《南方日报》12月20日的有关报道,至少可以发现三个严重问题: 第一,12月16日,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村委会主任陈舜意已被当地纪检机关“双规”。如果乌坎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没有触犯所谓“党纪国法”,为什么要“双规”?而且,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主要负责人是勾结在一起的。第二,一个畜产有限公司所征用的乌坎村土地是404亩。在当下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省,人均土地面积很低,404亩土地绝不是小数字。2010年,广东人均耕地比1980年的1.27亩减少了2/3,以常住人口计算,人均仅占有耕地面积O.37亩,是全国平均数的1/4。也就是说,404亩土地相当于1000多人的耕地。第三,404 亩土地的转让金到底是多少?按照中国政府规定,2009年的中国土地出让金每亩51.9万元。广东省,特别是像乌坎村这样比较富裕的沿海地区,每亩土地出让金势必高于国家规定。做一个保守地估计:假如80万元一亩,404亩价值3.2 亿元。如果按村民人口一万人平摊,每人可得3万元左右。

事实上,当地官员以高达10亿元的价格出卖了这404亩。也就是说,每亩的转让金高达300多万元。如果平均分配给村民,每个人头就是9万元左右。第四,这404亩土地不是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房地产开发项目。乌坎村村民之所以抗争的直接原因是当地的干部们,将农田卖给开发商之后的10亿元所得的70%揣入自己腰包。

在中国,乌坎村事件绝对不是个案。在过去二十年间,对于农民土地的各种非法侵占,甚至掠夺,不仅形成了所谓的“土地财政”,支撑著各级地方政府的收入,而且造就了中国的暴富阶层,以及丧失土地的广大农民。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制度化。参与瓜分农民土地的利益集团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村干部和上级领导部门,因为改变农田出让和改变用途都需要“严格”审批。第二,开发商及其相关企业。涉及乌坎村404亩农田收购的公司至少包括当地畜产有限公司和另外一家在香港上市的房地产公司碧桂园。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总部位于广东,在香港上市,为杨国强家族所有。据《福布斯》杂志统计,杨国强的女儿杨惠妍在2011年中国富豪排行榜上名列第11位。

乌坎村事件还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分裂已经从大都市,大省会,再到县一级,如今,已经蔓延到村一级,连那些边远地区的农村都在劫难逃。面对社会分裂,政府及其官员利益太大,站在人民一边,几乎没有可能。任何妥协和让步,都会造成连锁反应,危及整个统治,其结果是中国的社会分裂,从局部地区变成全国;从偶然到普遍,如今已经制度化。

12月20日,广东省委正式与乌坎村代表进行谈判。人们似乎看到了乌坎事件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然而,按起葫芦起了瓢。就在乌坎以北约110公里的海门,当地居民就一座燃煤电厂造成环境问题与警方发生冲突,并占据了政府办公楼。这两起毫无关联的抗议,凸显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很难持续下去。它完全根源于各级政府和不同类型的厂家、商家、公司和个人形成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加速侵蚀基层人民利益,和市场经济规则,恶化生存环境。如此下去,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乌坎村式的抗争事件。政府只能在镇压和妥协中做出选择。无论是镇压还是妥协,政府都要付出巨大经济和政治成本。虽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强势最富有的政府。但是当中国有十个、百个、千个乌坎村时,多高的政府信用,多少财政预算,也会是杯水国薪。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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