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選擇不流亡海外

把方勵之歸為「六四民運」學者，並不準確；方勵之對中國民主的影響，是從之前三年的「八六學潮」即已開啟。當時，他以安徽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身分，聲援合肥學生抗議選舉不公，引發上海、北京、武漢各地學生的反貪腐示威。

那場學潮，導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下台，方勵之被開除黨籍；可以說，「八六學潮」就是「六四民運」的序曲。六四學運期間，方勵之為避免運動過度激化，刻意保持距離；但運動失敗，他接受美國駐京使館保護，最後在日本解除對中國凍結的五十多億美元貸款下，成為最昂貴的贖金人質及流亡科學家。

方勵之以物理教授病逝美國，是一個隱喻。方勵之不是個激進主義者，在八六學潮他鼓勵學生「民主要由下向上爭取」，但也要求他們克制；在六四民運，他看到學生絕食，就知道運動已激化變質。他是無畏的先行者，但追隨者的急躁，卻往往使民主走向追求的反方；他鼓勵學生入黨「從體制內改造黨」，中共卻視他如寇讎。這是他的兩難和寂寞。

有人拿他和翁山蘇姬等「民主殉道者」對比，說方勵之當年若不選擇流亡，而留在國內接受審判坐牢，將使他擁有更強大力量領導對抗中共政權。這種說法，理論上成立，現實上卻極其殘酷：如果有選擇的話，誰願意流亡？再說，民主需要人民的普遍覺醒，而不是仰仗一、二人的苦難犧牲。該責問的，是逼使人民流亡的政權，而不是那些流亡異域的人。

被稱為「中國的沙卡洛夫」，方勵之當之無愧。他最後能為自己熱愛的物理學鞠躬盡瘁，應該也是幸福的。




台灣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