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日星期三

十八大後中國走向共和國的新文明時代?

外參記者胡立/蕭功秦是湖南衡陽人,著有《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危機中的變革》、《中國的大轉型》等書,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台灣大學《政治學論叢》編輯委員,同時擔任海峽兩岸學術交流促進會學術委員、《大公報》特邀評論員,多年來,作為中國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海內外所知曉。

20125月,蕭功秦拜訪紐約,再度闡述了他對重慶模式的想法,他認為,只有把重慶模式與薄熙來事件作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以下為《外參》對蕭功秦此次訪美專訪的其餘內容:


中國的特殊威權政治

若要分析鄧小平的一套,蕭功秦認為鄧小平走的是新權威主義,是具有現代化導向的開明專制。他的第一步就是改革者掌權、撥亂反正,排除黨內保守派的干擾。蕭功秦說,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概括相當客觀,趙紫陽多次提到,鄧小平只堅持兩點,第一點,共產黨的領導,這點絕不能挑戰,第二點,鄧小平不關心所有制,怎樣改都可以,只要經濟好起來就行,因此鄧小平走的就是新權威主義。

八十年代後期,趙紫陽曾經和鄧小平介紹過新權威主義,說知識份子中有個一個新權威主義的思潮,它的主要觀點是,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不能立即實行民主,先需要經過一個權力集中階段,通過經濟發展,民主才能實現。鄧小平對此的反應是,他說自己就是新權威主義,不過這個詞不好,可以換另一個詞。

蕭功秦認為,中國從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的新權威主義通過鐵腕建立了威權,南方講話則進一步與左派劃清了界線,從這個意義上說,脫胎於共產革命體制的鄧小平模式,到九十年代前期才正式成形,但這一後革命體制的新權威主義的發展和一般的威權政治有個不同點,它是在一個共產主義革命體制的背景上發生的轉型,客觀上,鄧小平是要走的正是威權政治的路線,因為威權政治就是政治集權與市場競爭相結合。
  
但這樣強國家弱社會、後共產主義的威權體制,蕭功秦認為也不能說沒有優勢,其優勢特別表現在國有體制轉制的過程中:四千萬工人下崗,用一位親歷的管理者的話來說,既是殘酷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了工會,當時決不可能邁過這一門坎,然而,也正因為威權體制下能邁出了這一步,意外使得經濟私有化過程進行得非常順利,中國經濟確實柳暗花明,工廠生產效率大為提高,銀行也不再成為製造壞賬的無底洞。再加上此後中國又成功加入WTO。產權明晰化,高效率勞動力,人口紅利,這些因素使大量訂單進入中國,形成了極其強勢的競爭力,因此出現經濟的大發展。中國在新權威體制下,從此迎來了百年未遇的良好發展時代。

但另一方面,問題又反了過來,由於是強國家弱社會,弱社會無法對強國家進行制衡,因此蕭功秦指出,權力腐敗的情況會很嚴重,由於上層又特別擔心民眾挑戰自己,於是就形成了大維穩的模式,用維穩的不變應萬變,以代替漸進改革,形成如下惡性循環:腐敗與社會不公——社會不滿與群體事件——大維穩代替改革——矛盾進一步加劇,這是一種不斷重復的路徑依賴。路徑依賴形成後,腐敗更嚴重,腐敗官僚又害怕人民對他在經濟上進一步的清算,因此更加收緊控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要變成良性的威權政治而不是變成劣質的、退化的威權政治,還有許多路要走。

對十八大抱有期待:走向共和國的新文明時代

蕭功秦認為,中國發展雖然大有成就,但在應對積累的矛盾方面,已經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中國是否陷入由此而形成的危機?蕭功秦指出,十八大以後是一次抄底反彈的機會。如果僅僅用維穩來代替改革,當路徑依賴、矛盾越來越大時,再來改革,就可能陷入所謂的急診室效應中,這就如同急診室當中有兩派醫生,有人認為必須大改革、大手術,才能解決問題、延長病人的壽命,另一派認為,病人都要死亡了,動大手術只會死得更快,所以不能動手術。兩派都是合理的,但卻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在陷入急診室效應以前,最好的辦法就是開始進入改革階段。

蕭功秦對中國目前的發展趨勢並不感到悲觀,他解釋,原有的維穩模式已經無法應對越來越深的社會矛盾,這已經成為國內各階層與官員的共識,改變的方向,至少不是向左轉,更多的應該向寬鬆的方向發展,現在政府面臨社會要求改革的壓力比十年前大多了,好在現在中國大多數人並不激進,中間收入階層和穩健思想者仍佔多數,因此還是有相當的希望。一旦錯過了這個階段,激進主義就會膨脹起來,那時政府就會陷入兩難:不改,社會壓力太大,改革,則陷入急診室效應。如清末攝政王時期就是如此。

對於十八大後的中國,蕭功秦也覺得總體上應該會比現在更有希望,他認為,十八大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盤整與准備,中國應會更加開放。他預測,一開始,一般而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可能會要打一下左燈,以強調自己的正統性,這是中國當代政治的傳統邏輯,他對此有思想准備,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盤整,相信會走向政治上的改革開放。新政治精英要擺脫困境,並獲得民眾中的合法性,舍此沒有其他路可走。當然,在政治上搞民主也不能操之過急,此前應該有一個公民社會與社會自治組織健康發展的階段,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民主化後民粹主義惡性泛濫。當然,這種設想也只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他還說,他不能保證,在面對強大社會壓力的情況下,中國的政治精英會不會急劇向左轉,其結果會陷入新的惡性循環,會很可悲。

他希望未來的中國政治家在文化發展上也應該有想像力一些,不能只講學雷鋒,其實,有許多可供選擇的文化創新提法來凝聚人心。例如創建共和國的新文明這樣的提法,前者(共和國)是繼往,後者(新文明)是開來。繼革命之往,開民主之來,他對官方提出學雷鋒,學習延安講話精神,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提法很能理解,但文化創新更為重要。

蕭功秦認為,未來無論中國哪個領導人上台,都只是長期試錯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人的理性設計能力是有限的,中國只有在經驗與嘗試中才能找到擺脫困境的路徑,胡溫體制雖然做了一些相當不錯的事,但大維穩來代替改革的模式確實造成很多問題,這就意味,一個新的試錯階段還會出現,如果當政者在的方面嘗試不太成功,那就可能出現的試錯過程,之後的也可能不太成功;再會向左的方向轉一下,這種不斷調節過程,也許要以10年為單位,才能看到一些試錯的成果。對此蕭功秦還是抱持樂觀。他相信中國人與中國的政治精英有足夠的聰明與智慧。

此外,中國地方性的試錯也還不斷在進行,蕭功秦表示,地方性試錯和中央的試錯結合起來,社會已經產生相當的變化,經濟的發展,一定會促成經濟利益多元化,進而出現社會思潮的多元化,思潮的多元化本身形成某程度的制衡,表面上來看,中國的社會問題很嚴重,但社會進步的力量、多元的力量也在發展。

蕭功秦說他很少來美國,但願下一次來美國時,能把國內令人鼓舞的發展與各位分享。都是中國人,誰都希望中國進步。




 
蕭功秦20125月在費城會議上。(蕭功秦提供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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