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4日星期一

中鋒在黎明前死去:北京悼念“小平頭”


《新史記》畢誼民 等


提起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被當時的《人民日報》點名的“小平頭”劉迪,因病去世後,生前好友紛紛表示,要像劉迪一樣,為實現中國民主化進程,盡到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


劉迪這個名字,或許人們感到比較陌生;但是提起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
參加“四五”運動中被《人民日報》點名的“反革命分子‘小平頭’”劉迪,因病於2011年10月18日去世。用他的好友的話來說,“中鋒在黎明前死去”,並評價他“一生清白,沒錢沒車沒房,兩袖清風,有情有義有德”。
2011年11月6日上午,劉迪追思會在北京召開。
參 會人員都是劉迪生前的親朋摯友、同學故交。其中有曾與劉迪一起參加1976年“四五”運動和“八九民運”的同仁、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和原《今天》編 輯部成員,以及劉迪生前長期擔任志願者的“自然之友”代表等。謝小玲代表弟弟謝小慶參會,劉迪夫人張永冠女士和劉迪姐姐劉衛平女士代表家屬到會。
追 思會由畢誼民主持。劉迪姐姐劉衛平首先介紹了劉迪的成長經歷;與會者從不同角度回憶了與劉迪相處的歲月和經歷的人生,表達了對劉迪的深切思念與崇高敬意。 與會者一致感受到,懷念劉迪,不僅是對死者的讚賞與評價,更是生者反思自我的機會。在當下物欲橫流和信仰缺失的社會環境中,更顯示出堅持理想、恪守人格和 信仰是多麼重要。與會者表示,要像劉迪一樣,為實現中國民主化進程,盡到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
本刊摘選部分與會者的發言。


 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劉迪


他是一個英雄,一個功臣

畢誼民(原《北京之春》編委,“四五”運動與“八九”民運參與者):
1978 年我在《偉大的四五運動》寫作組,書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發行,組織召集編寫的是“童懷周”,有十幾個人參加了這個工作,其中有鄭曉龍、嚴江征、李舟生,還有 嚴家其等人。我們找已經平反的參加“四五”的人士,周為民、陳子明、王軍濤、賀延光、孫慶柱等等搜集資料。還有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到各個機關去調查事件過 程,比如北京市公安局預審處。我和嚴江征去的,手持蓋著大紅章的北京出版社介紹信,去公安局查受迫害人士:你們抓了多少人呀?這些人現在是怎麼處理的?據 我們瞭解還有人給關著呢,例如北航的一個人,他是因為天安門“四五”事件進去的,但給他打了別的罪名,我們後來寫內參以後,這人給放了。聊起劉迪,預審員 說起兩個事情,劉迪在裏邊,從來不說違心的話,這個評價是很高的;再一個是,因為沒抓到劉迪,就抓他父親。他父親在裏邊就說了,我為我兒子感到自豪。
那 時在劉迪家住的時間比較長,他夫人張永冠在廊坊上班,一週回來一次,我和劉迪朝夕相處,還住在一個屋,當時我和劉迪“同居”時間要超過他夫人,但是他對我 一點沒有講過他父親。我就知道他家庭環境很好,父親是教授,還是聽別人說的,當時一月就好幾百塊錢的工資。劉迪是一個內斂的人,他對功名利祿看得很淡,不 拿來炫耀。我以後才知道他父親有這麼大的成就,對社會對人類有這麼大的貢獻。

劉衛平(劉迪的姐姐):
劉 迪是4月份生病的,8月份住院,10月18日夜裏23點51分去世,走的時候很平靜。他住院時間很短,後期非常虛弱,當時也沒有力氣跟大夥兒談話,甚至也 沒有力氣去聽別人說話,也就不願意朋友們去看他。我在這兒就代表他對大夥兒表示歉意。有些朋友想看他最後沒來得及去,希望大家記住他和大家在一起的好的時 候,那種美好的時光。我女兒說,我們家族只有兩個人在中國歷史上為社會做了事情的,一個是她姥爺,就是我和劉迪的父親劉雋湘。他是在北京和平解放前,中斷 學業從哈佛回到北京,保護了人民的財產,和平解放後,單位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政府的手裏,屬於功臣之一;再有我女兒的大舅舅劉迪,“四五”時在天安門做的事 情,他自己不認為自己是英雄,他說我是趕上了,如果別人趕上了也會這樣做。
我的女兒有孩子,劉迪沒有自己的子女,我女兒說,她的孩子也是劉 迪的後代,不管他們將來在中國還是在什麼地方,她都要告訴她的孩子他有一個舅爺爺。我也說過,我的孩子的孩子也是你的後代,希望能繼承家族的血脈,民族的 血脈,傳承下去,不管是在世界的哪個地方,血脈不絕,我小弟弟的兒子也是他的後代。

周為民(原《北京之春》主編,四五運動參與者):
我 們和劉迪,和在座的很多人聯繫,是因為“四五”運動,後來才有了《北京之春》。《北京之春》這批人最大的特點是兩個:一個是大部分人參加了“四五”運動, 是被抓的這批人;第二呢,這批人大部分還是共產黨的子弟。在《北京之春》的人裏,沒想到劉迪是第一個離開我們的人。這兩年參加追悼會的次數比較多。前幾年 是送我們的叔叔阿姨、父親母親。這幾年又開始送我們的同輩人,前年是老包,去年是白南生,沒想到今年這麼快劉迪就離開了。《北京之春》那段時間印象比較深 刻的就是在劉迪家裏印刷後幾期:最早在呂嘉民家裏印過,後在閔琦家裏印,後來就跑到劉迪家裏印。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劉迪那時正在準備考研究生,那時印得也 慢,大概兩三天才能出一期。劉迪把考研究生的時間耽誤了,因此後來再也沒有機會回到學院裏去。
我還有感觸就是,我們這代人呀,反思起來看,還有我們生長的那個毛年代的痕跡。儘管我們也很堅決地反對這個東西,但是不知不覺在自己身上還有很多那個年代的東西。

挺身而出,有情有義

楊東平(“自然之友”理事長):
我 用兩個概念來表達對劉迪的評價。他挺身而出,成為那時“四五”青年的一個符號,這不完全是一個個人行為,我們在座的許多是從“四五”走出來的。他當時還是 一個知青,對“四五”運動和那一代人的評價,是怎麼評價也不為過的。在中國社會危機最為深重的時候一些青年人挺身而出,劉迪——天安門廣場的“小平頭”, 成為永傳歷史的一代人的形象,非常難能可貴。越是在今天,這種敢於承擔、敢於挺身而出的精神就越為珍貴。這種衝擊、批判社會的力量主要是青年,這種精神今 天並沒有消失,今天還是有新一代的青年在繼承這種精神。特別表現在維權律師,浦志強等跑到臨沂去的這批人,他們是在延續“四五”精神。從“四五”走出的這 一代和這種精神還是要傳承下去,也正在得到傳承,這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呢,劉迪有情有義。朋友們回憶他時往往並不強調他鬥士的那個形象,強 調他是重情重義、樂觀透明。我們個人接觸是90年代初,“自然之友”做中國環境意識調查,劉迪、李南,還有幾個人作為志願者參加了。在這種工作中體現出他 的另外一面,非常認真嚴謹低調。今天這種精神是非常可貴的,也是一種比較珍貴的資源,挺身而出,仗義執言,重情重義。因為今天社會,道德塌陷,文化混亂, 物欲橫流,這麼一個背景下,劉迪的精神、人格愈來愈顯示出他得價值不同凡響,這正是我們懷念追思他的地方。

邵明瑞(原《世界文學》雜誌社):
辦 《北京之春》是嚴家其把這些人搞到一起的。當時這個民刊雜誌為什麼能印出,就是因為我是搞出版的,負責兩個刊物,《世界文學》、《世界文學動態》。外文印 刷廠我非常熟,我把稿子拿去,那時民刊想鉛印很困難,因為全是公家的,沒有一點民間、個人的東西。和我很熟的人還有點猶豫,我說這個稿子沒問題,現在看來 仍然沒問題。後來出了,出了馬上就被封殺了。後來我到香港去了,他們評論那個期間的出版物,特別提到《北京之春》這個刊物,印刷水平很高。現在印刷也未必 趕上那個水平,因為外文印刷廠的設備比新華印刷廠還厲害,對外出口的,那時達到那個水平相當不錯了,現在我手頭沒有,全分掉了。(主持人:大概印了1萬 本)那時要冒很大風險,都要公家蓋章。(陳子明:嚴家其後來帶了幾十本,到理論務虛會上散發了。)
我為什麼沒被抓,出了《北京之春》之後, 上邊馬上就知道了,一調查外文出版社,一下到我們單位社科院去了。我們單位一個人事處長很不錯,保我,說老邵很不錯,部隊出身,解放以前參加革命的,他只 是幫助出出刊物。他擋了駕,這個人已去世了。公安部有我的檔案,我只是邊緣人士。
關於“四五”、“西單民主牆”,我曾親自跟鄧力群講過,有很多資料很重要,應該保留下來,這是我的建議。但是大家知道,鄧力群是比較保守的,他謝絕了。資料都沒了,後來我就不介入了。(《新史記》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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