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状的由来和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演讲


　　“共产主义”这个词我们已经很少说了，现在也较少听到，而“社会主义”这个词却说得比较多，听到得比较多。

　　那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两个词基本上是通用的。到了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们逐渐把“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同义词使用，而把“共产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专门用语。后来，列宁在论述社会形态时采用了这种用法，并且通过《国家与革命》这部名著而使它流行开来。但是，在用来指称社会运动的时候，这两个词仍然是通用的。也就是说，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它指的是以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目标的由人所进行的有组织的有一定规模的实践活动。
　　这个运动以1847年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开端，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主干，席卷了十多个国家，绵延了一个多世纪。
　　这个运动的最高成果，就是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苏联人曾经把它称之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基本上不存在私有经济成分，只存在两种公有制经济成分，离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全社会为一个经济主体的制度有一定相近之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社会称之为“准共产主义社会”，或“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准”，不是“准妈妈”的那种“准”，而是“准将”、“准尉”的那种“准”。“准妈妈”还不是妈妈，而“准将”已经是将官，“准尉”已经是尉官1。

　　这种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并不相同。这种社会不但有众多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如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生产大队，而且号称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财产在国营企业间流动也需要经过商品和货币的形式。政府制订的经济计划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直接把生产要素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去，而是依据价值规律制订经济计划，也就是说给价值规律披上了一件计划的外衣。在这样的社会中，劳动者与物的生产条件不是在全社会的范围内直接结合起来的，而是在一个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内部直接结合起来的。其中，在国有企业中职工是拿工资的雇员，而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或者租金，因此，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同物的生产条件是通过雇佣形式结合起来的。因为整个社会存在众多不同的经济主体，国有企业只是其中的部分经济主体；国有企业剩余劳动所形成的财富归全民所有，而国有企业职工仅占全民的几分之一，雇主是全民，而雇员不是全民，雇主与雇员不等一，所以它并不是列宁所说的那种自己雇自己。在国有企业中，职工多数拿的是级别工资，也就是按能力和资历取得报酬。在局部范围，在某个独立的或者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内部，如车间、工段、生产队内部，实行计时取酬或者计件取酬，也就是多劳多得。无论是按能力和资历取得报酬，还是在各个经济主体内部多劳多得，都不同于不借助商品和货币形式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劳动的直接等量交换，也就是说，不是按劳分配。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按劳分配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过。同时，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存在着阶级，无一不存在着具有镇压职能的国家政权。全体公民名义上是国家主人，然而并没有自行组党的利权和对执政党的选择权。因此，它们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就是这种准共产主义制度，也像在三寸的脚上套了五寸的鞋。由于管得过死，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生产始终未能顺利发展，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不但难以进一步提高，而且劳动效率低，经济效益差，价格体系不合理，商品短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人们在经过长期的实践以后，终于认识到，要想使经济形式适合现阶段生产力的状况，就必须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基本内容并不是进一步提高公有化的程度，而是通过恢复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来恢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在这个基础上由市场机制对社会生产实行调节。显然，这样的改革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百年来的方向是相反的。在进行了这样的改革以后，在把五寸的鞋换成三寸的鞋以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普遍获得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在GDP方面，今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两极分化也十分严重。

　　在改革的过程中，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党或者被动或者主动地放弃了对国家政权的垄断，由全体选民直接决定由谁来执政，由谁来管理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事务。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虽然还保留着对国家政权的垄断，但是已经停止了人为向共产主义挺进的努力，在经济政策上不再堵这个路堵那个路，迈这个步迈那个步，采取了虽然有控制但是从总体上看是顺其自然的方针，逐步把本国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越南共产党宣布自己处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之前”的阶段。而中共中央负责人则宣布实现共产主义是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事情，不是当前历史时期的事情，这样，就把共产主义的实现推到了百年乃至千年之后，实际上束之高阁。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在车间、矿井、商场、医院、公园、饭店、舞厅里，通过暴力行动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运动已经消失。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现状是怎么形成的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要想弄清它的由来，需要从根上说起。

　　学过政治课的人大概还记得，在列宁的著作中经常出现一个提法，就是 “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或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它表示，共产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进而表示：共产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具有共产主义性质，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共产主义革命。
　　然而，根据我的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无产阶级是实体性事物，而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形态是关系性事物。实体与关系的性质截然不同。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为改变自身地位而进行的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它是两个实体性事物之间相互地位的改变，通过两个实体之间的搏斗来进行。而共产主义革命是社会形态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它像小麦发芽、长叶、拔节、抽穗、扬花、灌浆一样，像蝌蚪变青蛙、蛹虫变飞蛾一样，是同一个实体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质变，是它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转换，是自身形态的演变。
　　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既包括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内，又包括了共产主义革命在内。显然，就像一个人可以通过搏斗打倒另一个人一样，像两只蝌蚪争夺食物或者地盘一样，作为有生命的实体采取的行动，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人为进行的。而作为同一个实体自身发展阶段的转换，像一个5岁的儿童变成15岁的少年一样，像麦粒变小麦、蝌蚪变青蛙、蛹虫变飞蛾一样，社会形态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却不能通过搏斗等行动人为去实现。因此，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就既能有所成功，又不能完全成功。具体来说，它可以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也就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从被压迫、被统治阶级变成统治阶级，却不能达到共产主义革命目的，也就是说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改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的区别，把这两种革命混到一起，企图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转变，自然达不到目的。
　　当然，这个责任不完全在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实现，也就是通过人为努力而实现。列宁只不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面更加强调、更加发展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暴力革命不但达不到改变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目的，而且还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想到的恶果。因为，用暴力取得政权同经过竞选取得政权不同。后者的权力是别人给的，赋予权力的别人即全体选民不可能赋予主权（把主权从自己手里交到别人手里，自己就不再有赋予别人什么权力的资格了），也没有赋予主权，而仅仅赋予了治权即管理权。而前者的权力是没有经过其他人的同意自己夺取来的，所夺取的是整个国家权力系统，其中既包括治权，又包括主权。在夺权时没有办法把治权同主权区分开来，只能把国家权力系统囫囵地即整个地夺到自己手里。因此，通过暴力途径建立的国家虽然在宪法中都宣称主权属于全体人民，载有关于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的条文，但是夺权成功的政党却按照“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陈腐观念，通过种种办法使选举徒具形式，通过自己对国家机关的控制实际上既掌握着国家治权，又掌握着国家主权，从而成为一个专政党2。
　　国家由共产党独自掌控，党的内部又实行集中制，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常常说到的“官本位”社会。在实行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制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并不能真正决定国家权力机关上层人员的命运。国家上层人员的命运是自我决定的。他们作为一种统治集团的实体，已经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实际上是自我产生的，又通过培养和指定接班人的方式自我延续，自我传宗接代。国家上层人员是否忠于全体公民，能否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主要地取决于他们个人的觉悟、品质和能力等个别情况，而不是取决于使这些人升到国家机关上层的政治制度的选择机制。这样，就难免在实际上形成一个不受选举制形式约束的、全体公民无法监督也无法影响其命运的官僚特权阶级。

　　在这种制度中，上级支配下级，如肩之使臂，臂之使手，下级除了服从，没有其它办法，因而处在权力顶峰的中央可以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本身的框架内，下级对上级的行为是无能为力的。
　　东欧和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垮台有多种原因，它在政治上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主权没有实现，公民在实际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的背景下，这种政治制度使得一个人所享有的物质利益基本上取决于他的等级地位。国家财产虽然是公有的，但是公民并不能平等地享有，或者按劳取酬地享有，处于上级的人比处于下级的人享有较多的各种物质利益，“社会公仆”比“社会主人”享有较多的各种物质利益。处在最高等级的人如果不自律，甚至可以对属于全民的财产取用无度。一个人要想获得较多的利益，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者想对社会和国家多起一些作用，除了在等级的阶梯上向上爬以外再没有其它途径，并且这种制度使得向上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依靠对上级的人身依附来实现，也就是大家平时常说的“成为某某某的人”，这个“某某某”指的是个掌握着比自己更大权力的人。
　　不仅如此，这种制度还在实际上认定下层公民和下层党员的一切思维和行动都应该由上级加以“领导”，一切由“领导者”安排，经过“领导者”批准，“听领导的”被“领导者们”培养成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不论通过什么路子，一个人只要当上了“上级领导”，这种制度就认定他比其下级党员或公民更加高明，有能力对下级进行“领导”。同私有制社会差不多的是，在这种制度结构中，大多数人仍然处于受支配、受压迫，附带着也就受剥削的境地，只不过是官僚体系中的“上级”代替了私有经济体中的雇主而已。
　　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矛盾，成为这些国家内部的主要社会矛盾。

　　准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尽管既不是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又不像改革后那样比较自由，然而，只要能够使生产和生活维持下去，甚至有所发展，人们仍然是可以接受，或者说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政治上的极权制度，却使已经处在民主制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制度时代的人们无法忍受。工农大众跟着共产党流血牺牲打天下，绝不是为了建立对上级卑躬屈膝、对中央顶礼膜拜的制度，绝不是为了建立自身在其中处在下层的、自身在其中没有利权的、新的不平等的社会。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就是从人们对政治制度的不满开始的。没有人民群众对政治制度的这种不满，西方资产阶级的挑唆不会奏效。
　　　在这种制度中，共产党的领导者使自己成了特权分子，其中的最高成员则拥有了像皇帝一样不受全体公民约束的权力，成为新沙皇或者新秦皇。由此产生的腐败成了共产党的不治之症。
　　　全体选民不掌握国家主权，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所有制自然就不是全民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就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公有制。因此，极权制度使全民所有制无法实现，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
　　　没有民主，计划经济就变成官营经济。不但行使治权即掌握政权的官员组成了独立于全体公民之外的特殊利益集团，全体公民很难防止他们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而且其对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也是集中制的，即官僚制的，离开了长官的意志，没有了 “上级”的“领导”，经济便不能运行。
　　　结果是，相当多的公民不把这个政权看成自己的政权，而看成当权者们的政权；相当多的党员也不把这个党看成自己的党，而看成党内当权者们的党；它稳固不稳固，垮台不垮台，跟自已没有关系。因此，当有人起来推翻共产党政权时，绝大多数公民都袖手旁观；当苏联共产党解散时，绝大多数党员的反应竟然不像是自己的党被解散，而像是别人的党被解散一样。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苏联式共产主义制度的一大悲剧，它充分暴露了这种现实共产主义制度最大的弊端。

　　　说到这里，我有必要指出，前面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仅仅是其中一个派别的挫折，仅仅是列宁主义派或者斯大林主义派的挫折，并不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
　　在我们的政治教育系统中，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是被说成资产阶级思潮，不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范畴之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起草人之一、苏联科学院院士雅罗斯拉夫斯基1939年12月23日在苏联共青团给斯大林祝寿的大会上提出：“你若不是列宁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你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列宁主义者！”我把它称为“雅罗斯拉夫斯基公式”，这是一个以斯大林主义为坐标原点、用它来裁定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一手培育出来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出娘胎就接受了这样的裁量标准。中国共产党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解释、斯大林过滤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认识也包括在内。这是我们这一代大陆中国人先天的认知环境，这是一口认知环境的深井。就像出生在某个井中的蝌蚪和随后变成的青蛙看到的天空完全取决于这个井口的形状和大小一样，我们对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在“雅罗斯拉夫斯基公式”的认识深井中形成的。

　　经过约40年的学习和研究，我逐渐从经过列宁主义过滤的马克思主义回到了未经列宁主义过滤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我已经从“雅罗斯拉夫斯基认识深井”里爬出来了。回到未经列宁主义过滤的马克思主义以后，我才发现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不能把凡是不能被列宁主义包容的东西，甚至把不能被斯大林主义包容的东西都革出教门，打成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
　　　我们只要从自己站在其中观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深井里爬出来，转换视角，就会看到，不被斯大林主义派承认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派别。

　　转换视角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在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销声匿迹的同时，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由它衍生而成的民主社会主义却在发达国家慢慢地向前走，悄然行进。
　　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主张。作为一种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对应概念有两个。第一个，在取得政权的途径上，民主社会主义的对应概念是暴力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主张通过竞选即议会道路取得政权，而暴力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第二个，在政治体制上，民主社会主义的对应概念是专制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自己的党执政不执政由选民决定，因而不一定永远处在执政地位上；而专制社会主义则主张执政与否由自己决定，只要不被暴力革命推翻，就永不下台。换言之，从主权位置的角度上说，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主权在民，而专制社会主义主张主权在党。我们可以看出，暴力社会主义必然导致专制社会主义。它们是一回事。

　　民主社会主义派一方面接受了现行的多党竞争制度，在民主的轨道内遵循合法程序争取国家政权，另一方面适应社会条件，顺应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要求，已经在若干国家多次执政，尽最大可能地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利用执政地位为工人阶级争取利益，扩大了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但如此，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有四大主干，就是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并存、市场调节、福利政策、多党竞争。在这四项主张中，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市场调节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福利政策虽然没有宣布，但是执政党也已经在尽量去做。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四大主张，除了多党竞争以外，其它三项在中国都已经成为现实。这个情况也应该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状的组成部分，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状的另一个方面。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改良主义运动，虽然仅仅是人们活动所形成的合力中的一个分力，但是却同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方向相互一致。
　　我说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变不可以人为，企图通过暴力手段变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的运动已经失败并且销声匿迹，并不等于说经济的社会形态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演变在现实中就不存在。

　　在共产党执政国家共产主义实践遭受挫折的同时，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测过的趋势比一个多世纪前不是减少了，而是又增加了很多。在这些国家里，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工业生产同农业生产的差别、城市同乡村的差别越来越小。虽然雇佣劳动制仍然存在，但是雇佣劳动者的状况已经逐渐改善，工资和福利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大多数都高于共产党治理下的我国大陆。雇佣劳动者的公民利权日益得到保障。因此，拿我国同他们相比，他们社会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只多不少。有不少出过国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既然我们把当代中国存在的一切都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都属于社会主义，那么在多党竞争制国家存在的这些因素自然更有资格称之为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现在，通过资本积聚、集中，相互渗透，资本重组，股份公司的N次方越来越大，跨国公司已经在经济上达到与国家相匹敌的程度，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趋势日益增强。与一切都以共产党是否掌权为准绳，并且这种党还必须同我党保持一致的敌视“趋同论”的人相反，我认为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许多向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迹象。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很有实现的可能，具有预见的惊人科学性。
　　事实表明，当代世界不是向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测相反的方向演变，而是向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测相同的方向演变。因此，企图人为改变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人类社会却正在朝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方向前进。
　　从这一方面看，对共产主义的前途持悲观态度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变就像四时更替，甚至星移斗转一样，虽然我们人类的活动可以对它有所影响，例如通过大工业的过度发展，在地球上造成温室效应，使季节变化与原来不太一样，但是这种作用同自然界固有规律的作用相比微乎其微。四时更替基本上是按照地球在太阳系内公转和自转固有的内在规律进行的。像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一样，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也将是一种类似于自然过程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可以为人所实现和为人所阻止的。在社会自身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时，在条件不具备时，无论人们怎样努力，怎样拔苗助长，共产主义社会的那些特征也不会出现。在社会自身已经发展到那一步时，在条件已经具备时，无论人们怎样不努力，或者怎样努力阻止，共产主义社会也仍然会到来。
　　我认为，只有把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看成自然历史过程，才有可能建立起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种态度不是以对革命主观力量的依赖为基础的，而是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
　　因为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演变是不能人为的，所以我的题目中就没有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这个部分，代替共产主义运动前景的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2010年8月23日


注释：
1 只有蠢猪才把“准社会主义”理解为“准妈妈”的“准”。
2 执政党是只掌握治权不掌握主权的党，主权由全体选民掌握。专政党是既掌握治权又掌握主权的党。

李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