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改的角度來看，焦點集中在兩個層面。從中央層面，那就是要研究溫家寶所說的，國家領導體制必須要改，這或許在暗示，未來可能會出現較大幅度的黨內民主改革試驗，不再用領導欽點，暗箱作業的方式，來決定高層領袖的人選，讓德才兼備的人可以上位；從基層層面，那就是完善「烏坎模式」的試驗，讓村民選舉成為真正的基層民主選舉。
令人感到意味深長的是，就在兩會期間，鼓吹民族主義最激烈的媒體環球時報，突然釋放出一個民意調查的結果，那就是六成以上的中國民眾，支持或者不反對走西方式民主的道路，這等於是從民意支持的角度，來為溫家寶的「政治改革」呼籲推波助瀾。由此可見，經過比較長一段時間的社會內部動盪，中南海高層終於醒悟到，消極的「維穩」，無法帶來真正的穩定，反而是「越維問題越多」，「維穩」本身，耗費龐大，成了另外一條利益鏈和腐敗的溫床，激發起社會更多的反彈，也為「文革」可能回潮，提供動力。
因此，即將下台的胡溫和即將上台的習李組成的現任最高層，形成了反左和推動政改的共識，並藉著對重慶領導班子的調整，把這個資訊強烈地傳送到海內外。這種積極果斷而又不短視的重大危機處理方式，還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不管是自上而下的國家領導體制改革，還是自下而上的基層民主改革，中國未來民主化的最重要一環，還是要壯大中產階級力量。但是，一個無法忽視的現實是，中國社會的現狀是兩頭大，即官商勾結的富人政客既得利益集團和他們控制的財富資源越來越大，而不滿現狀的貧窮階層也在壯大，形成了貧富差距的鴻溝，這也是「重慶模式」贏得民意的基礎所在，更是極左翼企圖抬出薄熙來煽動民粹主義的動力所在，而最為關鍵的是，中國的中產階級正在弱化或者遭遇剝奪。高稅率讓「白領」褪色成「藍領」，購房調控，股市不振，讓他們喪失了投資發展的機會，言論控制，剝奪了他們直抒胸臆，參與社會的責任感。於是，要麼選擇移民逃避，要麼挖空心思攀上利益集團，不然就淪為相對貧窮的一群。
剝奪中產階級或者弱化中產階級，將使民主改革遭遇重大危機，一如前聯想集團總裁柳傳志所言，如果現在實現一人一票的民主，所有的富人將遭遇清算。因此，中共如果真正要維穩，要改革，要民主，那就要創造一切機會，讓中產階級壯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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