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倩燁：港人批判天朝主義 陳冠中VS強世功

陳冠中將中共治港政策總結為「天朝主義」，批駁代表北京聲音的強世功著作《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揭示「天朝主義」與「一國兩制」的香港之間最根本矛盾。批判天朝，絕對不是批判中國，而是推動中國走出天朝專制的陰影。


即將於今年九月份在全香港小學推行的「國民教育」，正經歷教育界與學生的多方挑戰，不少港人認為，「國民教育」的一些教材實質是中共的「洗腦教育」，擔心中共將意識形態滲透進教材，對香港下一代進行思想統治。

九七回歸後，一些港人對中共在港統治提出批評。在今年出版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一書中，作者陳冠中將中共多年治港政策總結為「天朝主義」，並定義如下：「天朝主義」是對「現下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概稱」，陳冠中將這種意識形態總結為：「一、中國不是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或帝國；二、當代中國黨國體制是強世功下文說的『傳統中國政治遺產』的繼承者；三、大清帝國是傳統中國天朝式政治視野的極致表現，也是今後中國政治想像的模版。」

《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一書的論述方式很像一篇洋洋灑灑的辯論稿，它的論敵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批駁的理論對象則是強世功借調中聯辦時完成的著作《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陳冠中認為，強世功來自受中國官方重視的名校法學院，又曾任職體制內，其理論可以代表官方的一種聲音。

在強世功的論述中，中央對港的「一國兩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囊括了這樣的含意：用政治學概念中的country而非state一詞，恰說明香港與中國大陸歸屬同一文化命運共同體，而非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政治共同體。他認為，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包含了中國古典治理邊疆的政治藝術：對西藏、新疆等地區採取的不同治邊平邊政治，並將古代的中華帝國與羅馬帝國、大英帝國等「帝國」作出區分：中華帝國是在承認國家內部不同地區的文化差序格局基礎上的一國多制，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則是在承認帝國內不同種族身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強世功承認，回歸後的港人「悲情」是「由內地一手造成的」，「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是被內地一次又一次的政策失誤所消磨的」，但他從此轉而論述鄧小平「一國兩制」的英明之處：認為「一國兩制」可使港人在內心感到「最深層次的尊重」，並設想在經歷了不變的五十年後，港人內心的悲情感消失。強世功認為，最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人心。

在《中國香港》出版四年後的今天，從日益深重的陸港矛盾出發，回望強世功當年論述，可見強世功在刻意模糊大陸與香港不同的制度對塑造公民社會與身份認同過程中帶來的差異。

陳冠中概括，強世功想在香港文章裏兼顧「難以調和的論說而出現前後矛盾」，並為他列出了其中四種論說：解說並肯定中國官方現實主義的香港政策，包括偏護資本家；強世功個人對建政前三十年包括文革的相對肯定及對改革開放年代的批評；強調毛澤東偉大光榮正確但鄧小平也同樣偉大光榮正確；展現當前中國政制的正當性與優越性。

「強世功這位毛派也是民族主義者與國家調解者，他肯定現有黨國體制、歡呼今天中國的成就：『彷彿是歷史命運的安排，奧運火炬傳遞事件和四川大地震激發出中華民族空前的文化向心力、政治凝聚力和道德影響力，展現出現代中國政制的獨特性和優越性』。」

陳冠中從《中國香港》一書中歸納出中國歷史上的帝王驅疆之術，「天朝主義」施政特色被陳冠中詮釋為「強調中央集權、國家認同、黨在法之上、中華文明教化」。

從強世功的論述中，陳冠中看到了一種企圖心：以「天朝主義」來包裹香港問題。作家決定解構 「天朝主義」與「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關係。實際上，這樣的解構早已超出了辯論的範疇，進入了一場對香港社會論述的爭奪戰。

陳冠中寫道，當下中國官方對香港的政策中，有一種聲音主張中央「以一國兩制香港特區為參考模板，作為中國以後治疆拓邊和處置周邊國家的統治實驗田」，維護多元一體的一國多制格局。作家肯定了這樣的治理方式尊重「特別行政區」的存在，但同時點明，「特區」與中國大陸的其他少數民主自治區，乃至封建時期用以治理邊疆和民族問題的土司制、八旗制、伯克制等，在本質上都是「天朝主義」思維的延展。

在此基礎上，強世功遮掩的話語被陳冠中直白挑明：決策層視香港特區的存在為「審時度勢、因地制宜的統治術，而不是以法律協定或地方的自治權利來看待一國多制，特區自治的憲法地位受貶抑，一國與多制之間的猜疑也更難以消解」。

陳冠中指出了「天朝主義」與「一國兩制」的香港之間最根本的矛盾所在：「香港特區基本法是帶有自由主義法治及代議民主憲政性質的，是尊重個體驗利的，而『天朝主義』恰恰與自由主義法治及代議民主憲政精神最為抵觸，更在內涵裏沒有個人權力的考慮。」

陳冠中認為，「天朝主義的論述架構，傾向將特區『去政治化』，視特區為實現中央統治術的被動物件」， 而在過去六十多年裏，香港逐漸形成維權意識、公民社會、港人與社會自主性等「政治」特質，而「天朝主義」的思路「比較不能處理特區早已形成的主體性，甚至對特區人民的自我身份認同抱懷疑態度」。

這正是一個缺乏民主的香港所擔憂的前途：市民沒有可以決定特首人選的選票，與大陸相比，唯一感到優越的就是相對完善的法治，而面對懸在頭上的「二十三條」之劍，「香港法治被踐踏」成為越來越多港人的焦慮，香港小環境能否自保並潔身於大陸之外，「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是否可信也依然未知。

當然，將一家之言視為官方態度是否成立還有商榷的空間，批評此書的讀者或許認為這樣的邏輯「以偏概全」，但書中的一段話恰好揭示了對大陸聲音的「偏見」產生的根源：

「文革期間，五花大綁的浮屍順珠江飄到香港，你說香港人特別是那個時期成長的龐大年輕一代看到後，對中國印象會好嗎？……好不容易文革過去，又來一次六四慘案……可以這樣說，從來不是港人沒有民族感情，也不是中共在港統戰工作做得好壞的問題，而是港人對祖國的感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內地發生的事情所打擊，認同感亦因而倒退。」

國家與政黨政府之別

對天朝的批判，其實是對延續皇權政治的專制政黨與政府的批判，絕大部分港人，包括陳冠中自己，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都有強烈的認同感。批判天朝，絕不是批判中國，恰恰相反，是希望中國走出天朝專制的陰影。

香港人眼中「天朝」既有「兩彈一星」的輝煌形象，有不少民族自豪感，但也包括薄熙來、陳光誠甚至還意味著有毒奶粉、地溝油、辱罵港人的名校教授、貪腐官僚，以及奢侈品店裏掃貨的大陸官眷。

每個中國人的眼中都有一個天朝，也許是對曾經的輝煌文明的懷舊，也許是對當下社會的嘲諷，也許是對未來國民命運的期許。作家陳冠中借《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給出了一種香港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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