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

——大众为什么不愿意全面否定文革



　　毛泽东晚年说过，我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海岛上了；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文革旗手”江青被捕，文革黯然收场。1981年，由邓小平主导，中共在继续高度尊崇毛泽东，仍把他供奉在神龛的同时，作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人们诘问：一个人一生做过的二件大事之一被彻底否定了，那么，他还那样伟大吗？文革是“十年动乱”，那么，1949年--2009年的60年还是“辉煌的60年”吗？另一方面，党内党外有许多人反对“彻底否定”文革，特别是在基层，三十多年里，不时有人发出“再来一次文革”的呼声，以至于“否定派”不得不说“要坚决守住这个底线”。许多人对询问“文革能不能彻底否定”的回答，几乎一边倒：“不能！”大众为什么不愿意全面否定文革，这是一个需要正视并理性地耐心地解释的问题，不能以“毛派煽动、愚氓之见”而一斥了之。听说有人（杨小凯）认为，文革有“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之分。虽然未闻其详，却颇给人以启示。

　　“毛泽东的文革”事实俱在，我们不乏记忆：《五.一六通知》、批判《海瑞罢官》、“毛主席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大串联”、破“四旧”立“四新”、“砸烂封资修黑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抄家”，毒打、迫害“地富反坏右资分子”及家庭成员）、揪斗“走资派”、打倒刘邓陶、批十七年文艺黑线、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反动学术权威、“一月风暴”夺权、“二月逆流”、“忠字舞”、“语录歌”、“一打三反”、武斗“内战”、“三支两军”、“清理阶级队伍”、城市居民迁居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立革命委员会、召开“九大”、林彪出逃、工农兵上大学、“抓革命，促生产”、“天大旱人大干”、“割资本主义尾巴”、高征购、普遍贫穷、批林批孔批宋江、评法批儒、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右倾翻案风……“毛泽东的文革”是黑色的阴暗的凄惨的，应该彻底否定。

　　有没有一个“人民的文革”呢？依我看，“人民的文革”更多的只是在人们的想象中；现实的“人民文革”很少。称得上“人民文革”的，应是文革初期短暂时间内的群众斗官。少数官（“当权派”）由于个人品质不良，或体制的原因，或极左路线驱使（搞土改、合作化、统购统销、大跃进、办大食堂……），长期以来强迫命令、弄虚作假、欺压群众、耍特权，开始腐化堕落，伤害了一些群众，积存了民怨。运动一来，群众趁机揪斗出气。老百姓在权力面前，从来很弱势，平时忍气吞声。幸遇最高当权者允许群众斗“当权派”，自然是欢欣鼓舞。这是文革中他们最感畅快的事，也是他们怀念文革、期盼再来一次文革的最大理由。“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如果不因人废言，那么列宁的这句话实在是讲出了民众在这样的日子里扬眉吐气、痛快淋漓的心态和神态。凭此，他们就“感谢毛主席”。

　　大众不愿意全面否定文革，是因为文革给了他们机会去斗无良官员；当局要彻底否定文革，也是因为“当权派”（官）们挨了斗。文革中如果只是“地富反坏右资分子”被斗，而“当权派”不被斗，那么当局会“彻底否定”文革吗？中共对土改、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大跃进、反右派……无一彻底否定，唯独彻底否定文革，盖因为其它都是针对他人--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只有文革是针对自己人。大小“当权派”邓小平们挨了斗，于是才彻底否定文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党组织动员人们提意见，然后把提意见的人划作政治上的右派，进行了二十二年之久的迫害。对如此颠倒黑白的政治运动，当局却至今只承认“扩大化”而不愿意“彻底否定”。

　　平心而论，文革初期斗官，只有极少数该斗，而且其恶行比之今天官员之恶（腐败）差得太远。大多数是误斗，不该斗。当时有出于私怨的报复性斗官，有出于派性之争的斗官，有“打倒一大片”形势下“凡官必斗”的斗，有对抵制极左路线的好干部的颠倒了是非的斗，有把被毛泽东错误罢黜的领导干部如彭德怀、习仲勋重新拉出来批斗……误斗了许多好官、好人。

　　我不知道杨小凯所讲的“人民的文革”的具体内容。我读了一些资料，了解到这样的事实，似乎可以视为“人民的文革”：1967年，江西萍乡的中学红卫兵调查了解了当地一些“右派”的冤情，支持他们平反的要求。第二年，萍乡报社“政治迫害调查团”发布公告，为几位“右派”平反。湖南造反派的报纸《万山红遍》刊登了“右派”肖琦的文章“怒揭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黑幕”，印发了2.7万份，两个月内收到两千多份来信。还有，文革初期，已经有一些城市青年单个或组织团体，批评中国党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探讨如何进行政治改革，使中国社会走向自由民主法治。这些“红卫兵”、有志青年利用当时容许“四大”的自由宽松环境，顺应“革命”大势，进行了与毛泽东的主流文革内容不同但很正面的真正可称之为革命的行为（与“十里长街送总理”、“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及张志新等人的反文革行为也不完全相同）。相信，今后随着对文革研究的深入和扩展，会有更多类似的事实展现于世，丰富“人民的文革”的内容，确立“人民的文革”的命题。

　　许多人不愿意全面否定文革，还因为他们相信并且至今认为毛泽东进行文革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文革是他们心目中的“人民的文革”。毛和当局宣传说，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清除党内的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确保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质，避免劳动人民回到旧社会，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大众相信了这样的宣传，拥护这样的文革。之所以相信，是因为：

　　1、毛和中共一贯精于宣传。

　　2、党国体制封闭，处处设密，民众难以知道详情真情，尤其对高层内幕更不知晓。

　　3、毛要打倒的刘少奇有一些不当言行，如他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的越多越光荣，功劳越大”。文革初期，毛躲在外地，刘沿用过去的方法，向高校派出工作组整群众，后来被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何其毒也”。还有，刘的夫人王光美搞“四清”运动，炮制“桃园经验”，整了许多干部群众，招致民众愤恨和批判。在这个除了毛，人人没有自由表达权的体制内，刘少奇无法辩解，于是，人们相信了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人民的敌人。本来，中共建政以来，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正确路线，毛泽东瞎折腾，是一系列灾难的罪魁祸首，正应成为被革命被打倒的对象，但由于以上原因和毛泽东掌握大局和话语权，人民相信了毛而拥毛反刘。当时“造反”组织喊着毛的口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相互指责是保皇（刘）派，其实刘被毛任意宰割，哪里算得上是“皇”？毛才是“皇”，该拉下马。

　　文革中的最大悲剧是，人民相信了不该相信的，批了不该批的，保了不该保的，斗了不该斗的（也有该斗的）；文革的最大错误是“横扫一切”，“砸烂一切”，没能把运动局限于“斗坏官”，并进行到底（毛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打倒腐败官员），所以必然达不到人民原先相信和追求的目的。

　　4、毛泽东作“亲民秀”，有一些颇能打动民心的言行，如批城市老爷卫生部、培养赤脚医生、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下乡、工农兵上大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剥削有功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何其毒也”，宣传“工人农民起来造剥削压迫他们的地主资本家的反，造反动派的反有理”、宣传“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等，把自己装扮成了下层民众的代表，给文革添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道德性，赢取民心。

　　5、每一个政权建立后都确实存在一个如何防止腐烂溃败的问题（用毛的语言表述，就是需要“继续革命”）。现代民主宪政国家以民主和法治来防止政权蜕变，古代专制王朝以皇权支持的内部监察弹劾制度来防止官员贪弊腐化和政权垮台。中共建政后沿用了古代王朝内部监督这一套。在政权刚建立伴随的新气象大形势下，加上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冷峻氛围和治吏严苛，当时的官员和政权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廉洁性，但腐败现象已经出现。毛泽东说，一些干部进城后脱离了群众，高高在上，滋长了骄气和娇气，耍特权，群众有气。过去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没能解决，现在找到了办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起来揭发批判他们，让群众出气……（大意）。这一番言论入情入理，既加强了民众对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反腐防变，为了人民利益的认同感，也赋予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以合理性。甚至可以认为，以这样大民主的方式解决官员和政权的蜕变问题，是他在延安窑洞与黄炎培所说“让群众监督政府”思想的一种试验性实践。当然，事实证明，防止官员和政权的蜕化变质，应该依靠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以文革这种“大民主”的运动方式解决不了问题，反而造成动乱、误伤好人、被阴谋家利用等不良后果。文革结束以后，中共丢弃了这种“大民主”方式，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称之为拨乱反正；但他们既拒绝实行现代民主国家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制度，又变本加厉地禁止人民行使集会、游行、罢工、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权利，不“让群众监督政府”；依然沿用过去无效的自我监督的一套，结果愈加腐败，至今已是腐烂透顶，不可收拾。

　　中共1949年建政至1966年文革时的一系列错误（大跃进、大饥荒等），以及当时政权和官员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激发中国民众踊跃地投入到文革初期的“斗官”运动中去；今天中共政权和官员们惊心怵目的腐败，使中国老百姓惋惜文革没有把斗官运动进行到底，惋惜“毛泽东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杀掉某某人”；更使他们认为不应该全面否定文革，甚至呐喊：“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可见，大众不愿全面否定文革的主观原因是，相信了毛泽东及当局对文革目的的美化性宣传；客观原因是政权变质、官员腐败的现实和文革初期短暂的斗官经历。这样的现实在文革之后三十多年内愈加严重，强化了民众的认知，促使“再来一次文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情绪越来越激愤（常听到“再搞一次文革就不只是给他们戴纸帽子游街，而是十个官就有九个被杀死”之类的血腥语言）。

　　以上议论当然不是赞成文革正确、应该再搞一次；只是说明，十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大众不同意全面否定文革有原因、有道理。面对老百姓反对全面否定文革，呼唤再来一次文革的汹汹民情，空喊“坚决守住（彻底否定文革）这个底线”，毫无作用。一个结论、一种认识，如果需要像守卫阵地一样地“防守”，那么一定是这个结论有毛病，不能服人（就像中共文宣部门把舆论--民意民情称为具有军事色彩的“阵地”，高喊舆论阵地“守土有责”一样。这个“守”，说白了就是对抗民意，长远看，一定守不住）。当前应做的，是当局必须努力消除造成老百姓要求再搞“文革”的原因。否则，矛盾积累，危机加剧，不定那一天，就会发生革命（“文化”的革命--集会游行示威，甚至“武化”的革命，暴力）。

　　有些人很担忧“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真是杞人忧天。中国决不会再发生1966--1976年那样的文化大革命。那次文革是最高当权者毛泽东自己发动的，现在当局有谁具有发动文革的丝毫可能性？他们一心“维稳”、坚决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万年不动摇、永保自己在内的权贵利益集团的幸福日子万古常青……，怎么可能“发动群众”让民众揪斗“当权派”呢？知识先生们失去了常识，无由头地担忧。在害怕革命、反对革命问题上与当局惊人地一致。

　　所谓“再来一次文革”，要搞清再来一次什么样的文革、谁的文革。“毛泽东的文革”，当局不会搞，人民也不会要--那是一个运动不断、普遍贫穷、人民不幸、官员也不美气（开初短时期内“官不聊生”，后边长时期内民不聊生）的文革。人民不要这样的文革，所谓“毛派”们能搞得起来吗？而且，有什么证据说“毛派”们鼓动的“再来一次文革”，就是当年的那个“毛泽东的文革”，就是要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搞那样的文革，人民会跟着他们跑吗？回到毛时代，可能吗，人民答应吗，毛派自已受得了吗？我们应该想想这些问题，不要作无谓的担忧和争论。依我看，人民喊“再来一次文革”，无非是在当局无心和无力治理腐败的情况下，要求由民众自己起来反腐败、斗坏官而已（决不是又要“砸烂一切”、“横扫一切”，揪斗、迫害“地富反坏右资”等）。对这样的“人民的文革”，凡人民的朋友，没有必要担忧、惧怕和反对。我就不，因为我知道，如果发生了斗官的“文革”，那么，我们担忧没用，人民毫无责任。那叫“官逼民反”！

　　最后，谈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问题。毛只是为了搞掉刘少奇及其势力而发动文革的吗？对此，我无力肯定，也无力否定，只想提出一些疑问和事例。1959年庐山会议上，鉴于之前大跃进的大失败，中共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应该纠左。然而当毛泽东因彭德怀谏言而“龙颜大怒”时，全体马上一致转向，随毛批彭，把他和张闻天、黄克诚等打成反党集团。1966年毛发动文革后不久，刘少奇一明白是冲自己而来，就立即缴械投降，提出回延安或湖南老家种地。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毛又想搞掉刚刚当选的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也不过是搞搞“批陈整风”、“南行讲话”，向下边吹吹风、打打招呼，就迫使林彪“仓惶出逃”，葬身异国。说明：在中共这样高度集权的体制内，以毛泽东从“延安整风”以来就形成的绝对权威，以中共高层诸公明哲保身、随风倒浪、墙倒众人推的德性和中国古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政治文化传统，为君者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及其势力似乎不需要发动文革这样的全国性大运动就能做到。正如毛泽东于1964年底当面对刘少奇说的，我动动小指头就能扳倒你。再看之前、之后的斯大林和邓小平。斯大林清除“二把手”托洛斯基及其他党内巨头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没有搞运动，用党的会议就搞定。1986年，邓小平指使几个老人开了一个“民主生活会”，就迫使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辞职；1989年，邓又在党中央会议未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就把另一位总书记赵紫阳搁在一边，以后给赵扣上“分裂党”的罪名解除其职务并长期软禁。甚至在邓死后，其阴魂还附体于俩届继任者，一直把赵紫阳软禁至死。“共产国家”极权主义体制内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之威之烈，由此可见。由此，也促使我们发问：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吗？他的真正动机或全部动机是什么，或，他另有动机吗，“理想主义说”成立吗，以毛的人品人性（“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会有什么样的理想呢……，令人费思费解！

郝忱，《思潮与异见》节选